本文作者：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王卓祺

編按：8 月16 日，香港著名經濟學家曾澍基教授不幸辭世，終年64 歲。曾澍基教授是香港聯繫匯率專家、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1980 年代「匯點」的創會成員，影響今天多個香港政團、社會運動的發展。多位好友與學者，在本版與讀者分享他們與曾澍基的成長年代。今天，王卓祺教授找來一張珍貴照片，上有他與當年的曾澍基牽頭示威的情景，並撰文談談他與曾澍基教授相處的片段，追憶曾澍基，追憶七八十年代……

年輕人有理想，並為理想而奮鬥；對理想的追求是否會變成終生的事業，要看社會客觀條件，及個人的堅持。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初期，事後有人稱之為學運的火紅年代。對於當事者的兩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曾澍基和我，起碼對我來說，學生運動是重要的成長經歷，之後如何延續理想，一點也不容易。八十年代，當我倆剛踏入三十，學生時代的理想仍然能夠保持下來，但卻是以不同的方式延續下去。不過，二十歲的「革命」豪情變成三十歲的理性探索，以堅定的政治立場及有條理、系統的分析，參與香港未來的改變。

我與曾澍基相交於一九七二年，當年我考入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學及政治學。曾澍基高我兩班，讀哲學及政治，並且曾任學生會內務副會長。我做過港大《學苑》一九七四至七五年第一屆民選總編輯。過去四十年來，我們兩人一同參與的國是港事活動不少。其中七十年代學運及八十年代政治組織「匯點」的活動最值得紀念。

那個年代的社會政治背景

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剛剛從一九六七年的左派騷動恢復過來，但在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還未完結， 「四人幫」極左路線仍然當道。在香港，內地的文革更鞏固原本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他們不少是從內地逃避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的恐共、反共情緒。英國派來的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上任港督，他開始認真利用社區建設（公共房屋、基礎教育、民政工作、社會福利等）回應一九六七年騷動背後的社會矛盾、官民緊張的關係。當年，公務員，尤其是警察的貪污問題十分嚴重，巿民普遍居住環境惡劣，尤其是山邊木屋林立，木屋區遍佈港九各地，民怨十分深，但殖民地政府控制亦嚴。

六十年代後期，港英政府做了一個德政，就是為當時的兩間大學成立獎助學金；這便開放了大學教育予所有成績好的學生。在這個背景下，一大批原本沒有經濟能力的低下階層子弟便成為家庭內第一代的大學生。我和曾澍基便是其中一分子；當年他住在西環的唐樓，我則是剛從第三型徙置區搬入廉租屋邨的窮家子弟。但是，有了獎助學金，我不單有錢交學費，還可以交宿舍住宿費。

「反貪污捉葛柏」學生運動

香港七十年代發生的「保釣運動」及「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是由本地成長的大專生發起的，與兩岸的政權沒有聯繫。因此，當年的學生運動是自發及獨立的運動。一九七三年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與前兩者分別是完全針對香港本土問題，而「保釣」及「中文運動」均有一個民族因素。在大學階段，高我兩年級的曾澍基思路清晰，受西方哲學，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影響，對內地共產政權既同情，亦批判的複雜心態。我亦深受他的影響。當年，我們這一小撮參與學運的大學生，除了親台灣的自由民主派（如港大的何俊仁），多以左傾為主（包括托洛斯基主義派別）。我們對世界、中國的革命形勢及香港的學運前途經常討論， 「反資」、「反殖」在學運中人是熱切討論的題目及追求的行動目標。當年我們還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但雄心壯志好像把改造世界的理想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

在七十年代初期， 「保釣」及「中文運動」同時開啟部分大學生認識新中國的熱潮。這個發展可以說是將香港的學運及年輕知識分子傳統與內地的大傳統接上軌，不過這個軌迹是當年中共當權派「四人幫」所界定的極左理想主義。當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馮紹波（現為《經濟日報》社長）帶領的內地訪問團改變了香港學運的方向，部分學生領袖開始對當年還是「四人幫」當權的中國正面肯定。這個學運思潮延續至我入大學的年代。曾澍基向以思路清晰，理論透徹著名，對於後來稱為「國粹派」的學運發展方向並不認同。一九七三年，時值總警司葛柏因貪污而潛逃西班牙被揭發，我們一批認為學運應植根香港社會的大學生便串聯起來，展開了由港大、中大及理工學生為主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其中的一次遊行在九龍摩士公園舉行，曾澍基與我站在最前頭。另一次更大型的遊行由學聯領導由中環天星碼頭遊行至港督府。但事後卻被警方控告非法集會。警方總共控告十多名學生，主要是在當年學生會有職位。包括當時學聯會長黃醒華、港大學生會會長陳毓祥、中大學生會會長雷競旋等。

「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揭開了「社會派」與「國粹派」學運路線的鬥爭。在這個學運的參與過程，曾澍基可以說是人數較少的「社會派」理論家。他特別聰明，分析有條理；我當然是他忠實的追隨者。

「匯點」的年代

事後看來，麥理浩的社區建設十分有效，搬進公屋的居民多了，木屋區減少了；社會救助制度亦大致完備； 「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亦催生了廉政公署的成立，廉政制度及觀念亦在香港生根。香港內部的社會矛盾可以說是緩和了。在這個背景下，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繁榮使我們這一批在所謂火紅的學運年代成長的年輕人，踏入人生三十歲後，變得接受現實，同時要為自己的「個人大碟」（曾澍基語）而努力。曾澍基在讀完他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後，在金融界工作，我則從事社會工作，亦拿了個社工碩士學位。

中國內地「四人幫」倒台迎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及開放的戰略轉變。七十年代學運「社會派」與「國粹派」之爭亦煙消雲散。香港一九九七年前途問題亦開始引起關注。當年社會主流精英，由於恐共心態及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雙重影響，蔓延着保持現狀的取態。但是，對於接受過七十年代學運洗禮的我們這一批三十多歲人來說，民族主義立場是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原則，取態可退讓。一九八二年八月，曾澍基在接受《廣角鏡》雜誌的專訪，便指出中國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權，但維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金是不會走的。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思還未出台，但是我們這批思想開始變得務實，在二十多歲學運年代磨練出來的政治判斷及理想主義，令我們選擇與當時主流精英及社會民意的「維持現狀論」的政治立場對着幹。曾澍基認為香港的前途是中國統治下的改良資本主義特區。我在他編的《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中亦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地球不是繞着香港轉的」。

在這個背景下，一批七十年代參與學運的「國粹派」及「社會派」便合流組織支持收回香港主權，實行民主回歸及改善民主的「匯點」論政、參政組織。我是第一任秘書，曾澍基是幹事會成員，繼續發揮他理論指導的前瞻角色。一九八四年曾澍基到英國讀博士，研究經濟；我則在一九八七年亦跟隨他的腳印，一樣到英國讀博士，研究社會政策。

從理想到務實

從我與曾澍基在七八十代一同走過的路，看到二十歲與三十歲的分別。二十歲的理想是豪情，但香港社會並沒有可能由於一小撮大學生懷有理想主義而一下子改變過來。學運的洗禮過後亦要發展「個人大碟」，香港社會並不似中國滿清政權崩潰後的革命年代。我們走溫和路線，融入主流社會是務實之道。而「匯點」的創立，體現我們這一輩前學運分子另一種形式参與社會改良，但既符合個人利益，又體現集體參與的好處。年齡的增加，不一定會同樣增加智慧。今天曾澍基已離我而去，但我相信他一定會同意我的講法，年輕的理想並不足夠，成熟是表示在種種限制之下找到改變之道。回頭一望，相信曾澍基與我一樣，尊重年輕一代的理想主義，但要將理想變成可能，還是要有紮實的分析，背後更要站穩立場，及有宏觀的視野。

世紀．profile．曾澍基

香港聯繫匯率專家、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在大學時代是社會派的領袖，1980 年代參與創辦政治團體「匯點」，影響今天多個香港政團、社會運動的發展。曾澍基曾活躍政治，在港大讀書時是學生會副會長、社會派的領袖，曾獲前港督彭定康邀請出任中央政策組兼職顧問，又獲中央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回歸後，曾澍基出任消委會競爭政策研究小組主席，積極推動競爭法，立法後，他更獲委任為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曾澍基是香港少數倡議政府應介入市場的經濟學家，早在1996 年初，香港政策研究所已委託他研究聯繫匯率改革問題；1998 年，金融風暴爆發，時任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提出「任七招」改善聯匯制度，其中參考曾澍基當時提出的「現代貨幣發行局」模式。近年，曾澍基教授活躍於網上撰寫網誌，又在facebook 發帖，偶然貼上旅行照片，與眾同樂。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8月25日

原圖：skts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