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香港工程師學會註冊電機工程師 黃振權

近日城中一個最熱門話題是行政長官産生辨法的問題，為此社會出現了激烈分化的現象；真假普選、佔領中環、反佔中、外國勢力干預、告洋狀、政治獻金等一系列事件層出不窮。到底普選之途對香港來説是否行得通，定是一個混亂不堪之時代開始？

回看百年以前當辛亥革命成功後，1912年曾出現過一個以美國參衆兩院為篮本的普選政體，合資格選民曾達四千萬之數，並進行過數場選舉。但這些選舉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期待之自由民主，随之而來的反而是派系鬥爭，令帝制復辟、軍閥割据成了近代民族災難之源頭，「國將不國」就是始於這場百年以前的選舉。

其實早在1904年，梁启超先生在遊歷美國舊金山後，在其【新大陸遊記】一文就提出其觀點，質疑當時中國人的素質根本無法享受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

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
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
四曰無高尚之目的

然而百年過後之今日香港，需擁有無與鄰比的經濟及教育成就，但其國民素質之進步是否足令其市民享受更大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全面普選在香港的實施又是否現實可行？在比較梁启超先生對中国人的評語，我們或能思考個中答案。

近日坊間有一些言論，矛頭直指大陸同胞，如遑蟲論、「中國人滾回中國」等口號、上載個別大陸同胞之不雅視頻到網上等等。此等言行把「香港人」和「大陸人」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族民，且凡事只以香港族民的角度去考量，對於國家安全，外國軍事圍堵等生死尤關之大事充耳不聞，冷漠對待。香港人是否應劃地為牢，坐困維港，擁香港族民資格而無視中国市民的資格？

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菜園村事件，堆填區擴建，垃圾焚化爐興建議題等，示威者每每以個別地方利益為考慮標準而缺少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的考虑，那是否只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

近一兩年出現無數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及議會拉布和暴力，每每當香港越往自由方向發展，情況就越加暴力。又當政府越加開明，制訂政策越透明，遇到的反對就越猛烈，以致於在公共行政及經濟政策幾乎停滯不前，給鄰近地區後來居上。反觀殖民時期的香港，在沒有今天的自由情况下，不曾聽過有議會暴力，遊行亦甚少，行政也比今日暢順得多。那是否香港人應享專制，而不應享自由？

普選為的是公平自由，人人平等，但回歸十七年來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卻慢慢變成贊成者為贊成而贊成，反對者為反對而反對；相互體諒，理性，包容，信任等構成民主社會的基礎因素卻完全反影不出來，往下發展只會出現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最近的民調也反影出民意有兩極化現象，是否是“港將不港”的開始？

百年以前，當時的革命家把共和及選舉制度殖入中國，換來的不是民主而是幾十年的社會大亂。今天的香港當引入越深入的普選，出现的麻烦就越大，我们是否應停下來想一想，到底現在所行的路，比一百年前進步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