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王卓祺

好友劉迺強走了。從我在香港大學1972 年讀一年級計起，認識他有46 年之久。當時他是社會科學院必修科統計學的導師。我畢業後第二份工是他請我的，為一份他合伙出版的工業貿易周刊做編輯。我做了一年（1976-77 年）， 周刊亦結業。

之後，我們的關係便是朋友，尤其是在論政參政團體匯點的10 年間（1982-1992 年），可以說是政治運動上的戰友。他是首兩任的主席（二年一任）；我第一任做秘書，第二任做內務副主席，另一位副主席是楊森。我們退出一手創立的匯點後，大家忙着自己的事業，直至1998 年回歸之後，我們一班好友，迺強之外，還有4 年前去世的曾澍基，成立了一個智庫組織——香港社會民主基金會。後來由於成員之間政治立場不同，我們便決定結束這個組織。我最後一次在組織上與迺強有聯繫是2009 年，他搞了一個「香港再出發」運動，我以學者身分與他一齊現身記者招待會。

一士諤諤 不畏「出位」言論

做了全國政協委員之後的迺強，不少人都認為他的言論出位及偏左。對我來說，這可能是六四後，香港社會有着一種道德的偏見。迺強某些言論，例如六四天安門沒有人被坦克輾過，這可能是事實；但顯然是不合某些人的期望。若我們客觀的了解事件，如當時參與者侯德健及劉曉波的旁證，也是證實天安門沒有死人。我認識的劉迺強並非故意言論出位，只是說他相信的話而已；非同道者是否合聽，不在他考慮範圍。這樣的作風， 不單單是他，我自己亦有這種一士諤諤之性格。這與我們當年的經歷有關。記得1983 年我們成立匯點的時候，當時社會對中央政府提出「港人治港」採取強烈的懷疑態度。那些所謂政治精英、社會領袖還在推銷主權換治權的方案。當我們還是30 來歲的初生之犢，若沒有莫大的自信、堅定的民族立場，如何提出認同中央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的言論呢？我相信這種經歷，培養出迺強不畏所謂「出位」的言論。

徹頭徹尾的愛國主義者

我認識的迺強是一位出色的謀略家，思路精密，言人所不能。過去幾年，不時到他家聊聊，天南地北，當然涉及國家及香港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就算我在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任全職顧問，接觸的人與事亦不少；迺強的時局觀察亦比我了解的多及深。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迺強的識見令我特別佩服。當然，他有點雜家的味道，與另一位好友曾澍基不同，迺強加入戰團，參與其事；曾澍基是學者，有點抽離現實，旁觀者的清高。當年我們3 人一齊退出一手成立的匯點，今天，兩位摯友已去，何其哀痛！

當迺強離任全國政協委員那一年，他在北京參觀一間醫院，偶然的機會下做了一個身體檢查，卻發現患了癌症。之後，我不時勸他要保重身體。迺強卻不為所動，繼續他的工作，希望為香港及國家做多點事。他這種情操很令人感動。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對香港前景樂觀，只是抱着可以「做得幾多便幾多」的無私奉獻精神！不過，他是中國民族復興的大好友，對國家主席習近平抱有極大的期望。無可置疑，就算觀點不同，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他是徹頭徹尾的愛國主義者。

樂觀自信神情 永留心中

記得我們當年商討成立匯點的時候，是在他置富花園的家；一瞬間已經是36 年前的事。這幾年，我經常想起曾澍基。今天，不幸迺強又走了；何其揪心。但他那樂觀、自信的神情，將永遠留在我心中。

本文轉載自《明報》2018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