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日前裁定，行政署就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俗稱「公民廣場」，設下的示威限制，不符《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六及十七條。區慶祥法官指，儘管政府擁有東翼前地的業權，行政署的現行機制，即僅限示威及公眾集會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進行，有違終審法院於方國珊案中的比例測試（Proportionality Test）。

社會輿論失焦

判決出來後，社會輿論集中在「政府違憲」一事上，某些媒體及政客為求開採判決的政治利益，對政府甚至法庭作出不相干的指控。隨政府敗訴，部分人士要求政府將東翼前地的圍欄拆卸。黃之鋒更指，法庭的判決來得太遲，並將是次案件與其衝擊政總案扯上，圖向大眾描繪出他所承受刑罰乃「冤獄」。

不過，事實上是次法庭審理的位置，並不在東翼圍欄，而是行政署的批准指引（Permission Scheme）。判決指政府違憲，也僅指行政署在審批示威及集會上操作過嚴，不存在「法庭要求全面開放東翼前地，並頒令拆除圍欄」云云。黃之鋒暗喻「冤獄」一說，其法理錯謬，即便是與泛民陣營友好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也出來指證，兩者實無關連。

「象牙塔」的判決？

社會部分輿論有意無意誤解判決，在這兩極政治化的年代，已謂司空見慣。然而，筆者留意到判決的另一面，乃法庭在涉及政治成份的案件中，似乎對社會現實有著距離，導致判決時有帶著「象牙塔」的味道。

法庭於判辭中的舉例，令筆者出現上述想法。法庭在審理行政署是否符合比例測試時，指看不到行政署拒絕平日一人於東翼前地靜坐示威申請的合理理由，認為相關示威難以對政府總部構成實際影響。綜觀判辭全文，關鍵位在於行政署在審批申請時，所申請的示威性質須被考慮，方能在公眾權利自由與政府運作兩者間取得平衡。

當然，若示威者能按申請書上表明的形式進行其活動，那大概能避免大部分的示威問題。然而，現實並非人人守法的理想社會。政府東翼前地，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包圍式示威後，便成了政治是非之地。事實上，由政府總部落成當日起，於東翼前的集會示威，都需通過申請方能進行，可是並非每次示威也有作知會。黃之鋒亦直言，包圍政總的國教示威，從沒向行政署提出申請。警方2017年數據更顯示，2016年間所有示威活動中，只有13%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即使是有作申請的示威，亦不代表所有參與者會依法守序。事實上，「違法佔中」本身自稱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引爆佔領的添美道示威亦得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可是到最終演變成的，卻是暴力衝擊，與原本所謂「和理非」行動及示威條款背道而馳。加上在目前的社會對立氛圍下，配合政客和媒體煽動，本來少數人的抗議能轉瞬間變為大規模、難以控制的示威。換言之，香港的示威文化，對法律及警方的條件限制，大多視為無物，甚至成「佔中」戴耀廷口中要挑戰的社會底線。這樣的趨勢，令政府不得不在東翼前地建圍欄。是次案件，政府一方更明言，對政府總部行車路及行人路的威脅，乃來自不守示威規則的人士。

因此，法庭所說的「一人靜坐」例子，法理上而言可說得通，但在現實層面上，自「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等鼓吹暴力的衝擊後，近年又有多少示威沒有發生激進行為？政府總部乃行政核心，其運作影響著香港大小日常，在審視其保安措施及示威審批上，是否應將政治及社會情況放下考慮因素，以權衡有關決定是否恰當？這些均是值得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