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日前舉行畢業禮。孜孜數載一眾學子，想必對此期待已久；怎料當日，卻出現示威鬧劇 — 數名畢業生手持橫額，於典禮期間忽然高呼「為香港默哀！」，指要「悼香港、念政治犯」。在場學生不明所以，前後一排的同學，更是一面尷尬，似是怕被他人誤以為與示威者為一伙。好好的一場畢業典禮，頓然被「騎劫」。事後，示威學生代表張展翹接受媒體訪問，指是次示威原因在「不希望看到政府用政治理由或立場，來檢控仍關心社會的人士」，又表示部分人士可能用激進訪式表達訴求，但不希望這會「成為政治檢控的理由」。筆者認為，不論出發點在哪，這群示威學生，確實是以一己政治訴求，擾亂同學們莊嚴、欣喜的畢業典禮，如此行為，乃是不尊重在場師生的自私行為。

騎劫畢業禮非常自私

到底這些學生選擇在這惹人注目的日子去示威的用意何屬，筆者也不好推測，唯一肯定的，是他們肯定選錯了場合。「悼香港、念政治犯」的主題，跟大學畢業禮有何關係？這是校方可以決定的事嗎？還是他們已得到全體畢業生認同，可以在畢業禮上做這些抗議？然而，問題不止於此。這些學生口口聲聲指，要為「香港政治犯」發聲，言下之意，即是指在本港的法律制度下，出現了不公的政治檢控及審訊。觀乎示威學生人數，以至社會反對勢力輿情，似乎有關論調漸成部分人指控司法及行政機關的主軸；到底所謂「香港政治犯」，是真的存在，還是僅是反對聲音自往臉上貼金，為犯事之徒設計的「冠冕堂皇」稱號？

香港豈有「政治犯」？

回顧2017年，當時反對勢力因律政司覆核黃之鋒於「佔中」期間闖入政府總部案中刑期一事，又是祭出「政治犯」、「政治檢控」等概念，從律政司到法庭，由頭到尾的批評一番。部分輿論更是以「法治已死」，來描述當時法庭決定。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開腔表示就其時「社會上流傳的某些錯誤觀點」作出澄清，稱政府一直維護司法獨立，並指司法程序「不會滲入政治因素」；袁國強又指，絕對不認同用「政治犯」去形容相關人士，或者以「政治檢控」去形容有關司法程序。

袁國強又引用上訴庭中法官判詞，來說明法庭的不偏不倚。判詞指，黃之鋒等人「不能說他們是行使集會、示威或言論自由而被定罪和判刑」；「佔中」闖入政總的人遭入罪，「是因僭越了法律的界線」。法庭亦表示，入罪判刑「不能說是壓制了他們可依法行使示威、集會或言論自由的空間」，強調只要他們在「法律的界線」內行使自由，「法律會全面、充分地保障他們示威、集會和言論自由」，而主審的楊振權法官更表明，相關自由和權利，絕對有其限制。

由此可見，從律政司到法庭的立場，都在於「案件只從法律角度審理」去出發。過往於社會事件中被定罪的人士，其控罪主要亦屬普通法體制下具悠久歷史，不帶政治性質的刑事條文。從執法到司法的步驟，犯事者都是按其所作所行的事實來定罪，並不存在任何「莫須有」式，以政治立場入罪的情況。

香港須緊守法治精神

自四年前的「違法佔中」行動起，社會反對勢力的「抗爭手段」愈趨暴力，導致律政司和法庭要處理的政治案件也日益增多。雖社會漸變兩極化，然而與大部分法律界人士及國際社會一樣，筆者深信法庭在審理這些案件時，只會從法律觀點及原則出發。蓋司法獨立及緊守法治的普通法制度，乃香港多年引以為傲的城市優勢，亦是本地政經運作的根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人因政治立場獲得特別待遇，是法治根本原則；縱然面對政治輿論壓力，法官大多能堅持以上底線。近年來本地法庭的中立及權威性，依然處於國際典範水平，便是出於此因。

社會萬不能因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來斷言某些審訊是「政治檢控」、因案入獄的人為「政治犯」。「是其是、非其非」，按事實作客觀裁決，不只是法律審訊的根本，更是在這「全民政治化」的年代下，港人須回歸的批判性思維。容許確實犯事的政客被稱為「政治犯」，其潛台詞與「部分政治立場是刑責免死金牌」無異。只消看看「違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多次以「政治犯」、「政治檢控」的字眼來描述自身情況，更要求法庭為「反對勢力」提供保護，其背後原因，可謂呼之欲出。

法治並非單靠法官來維持，還要社會堅定支持法庭判決，及了解法律精神。若「香港出現政治犯」一說成立的話，那就是指香港司法體系已名存實亡，無辜的人因政治原因而被入罪。這論調與眼下香港向倡議「違法佔中」等人，以及暴動衝擊之徒，追究應負刑責，大有分別；這一點，對未來領舵香港的青年人來說，更是不得混淆的概念。若香港要於未來堅守法治，維護其司法獨立，發展其仲裁中心優勢時，有關與法治精神相悖的論述，必須釐清。

圖片來源：中大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