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終究告別人間，我的傷感油然而生。一九九七年六月，我隨港台遠赴英國拍攝「傑出華人系列」，經常和他聊天，談到死亡。

當年七十三歲的金庸說，一年前在鬼門關前走了一回。當天朋友約吃飯，但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由太太隻身赴宴，未幾心臟病發，急電女婿吳維昌醫生。幸好是女婿開車，知道要開得很慢，否則沒命了。到醫院時，醫生說一是做「開心」手術或通波仔，但前者風險高。金庸卻寧死也要「開心」，手術做了八九小時。他的心被拿出來修修補補，再放回去、縫針。自此胸前「繡」了一條疤痕。金庸說：「我的心，部分已經死掉了。」

他第一次認識死亡，來自要好的小學同學。當時抗日戰爭爆發，瘟疫如野火般蔓延，根本無法拯救疫民，只能把他們棄而遠之。他顧不得受傳染，把好同學送到江邊，生離就是死別！他目送他踏上死亡之船，船漸遠去，但人生的無奈和痛楚，他記住一世。

死亡再來敲門，找上的是他自己。暴動時他在社論批評左派，成為暗殺目標，不斷有炸彈寄到《明報》，一見寫上查良鏞「親啟」，便報警拆彈。報館字房和印刷工人有些是左派工會的，不知何時調轉槍頭殺他，形勢險峻。他坦承有啲驚，逃亡新加坡。

踏入晚年，金庸說：「死，我不怕！」更加看破、放下、自在。他笑說：「我像孫悟空，想偷吃王母娘娘的仙桃。」跟着又自嘲說：「其實我更像豬八戒呢。」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8年11月14日

圖片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