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鄧國楨正式退休。在他的榮休儀式上，鄧官發表了一番寄語司法界及社會的感言。鄧官指，普通法需配合人權法，才能確保其不被濫用；法治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不能單憑法官維護；好好利用新聞自由及手中選票，培養有利法治的氛圍，守護自由。短短數句，道出法治的精神及基礎，流露出鄧官對港人的期望、對香港的願景。

當然，一提到自由、權利等概念，部分人士便會借故騎劫有關論述，斷章取義以「搬字入口」，曲解相關言論乃對某政治取態的支持，或是為特定立場站台。擅於此術的佼佼者，便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違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延。

法官不判反對派勝訴 便是有違法治？

在鄧官榮休後不久，戴氏撰文探討鄧官的一席話。他指，鄧官之言，乃希望破除謬誤，當中又以「法律非政治化」為重點。戴耀廷認為，法律與政治分不開，而且所謂法治，「與香港的反對力量之間實是唇亡齒寒」，更呼籲法律精英「為反對力量提供保護」，才叫「有可為」，方算是「守護香港的法治」。

然而，筆者欲與戴教授商榷數點：由什麼時候開始，自由和權利等同香港「反對勢力」？此等連結是如何被推論確立？法官將政治立場放進判決理由，又算不算是合乎法治的做法？最重要的是，鄧官從沒指出要為某些政治勢力給予支持，戴教授的文章，刻意扯上鄧官的退休感言，會否是牽強附會，有誤導讀者之嫌？

法庭的判決，理應只從法律觀點作考量，這幾近是法律界的金科玉律。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亦曾於香港電台節目中表示，不論案情於道德倫理上的觀感如何，即使引來法官同情，但法律亦不能因此改變。即是說，無論犯人背景如何，或是受害者與犯人有著血海深仇，法庭的判決，都不應基於有關理由。蓋法治有著「公開公平」及「穩定」的要求，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向特定群體傾斜。戴教授的論述，無疑是將政治元素，置先於法律理據。這豈能是公正的法治！

政治與法治 本應分開

再者，政治立場及輿論，本應與法庭判決分開，不存在先後考量。取英國「脫歐」一事為例，商人米勒入稟法庭控文翠珊政府不能以「皇家特權」繞過國會，單方面向歐盟申請啓動「脫歐」。米勒案旋即引來政治輿論聚焦，大部分「脫歐派」均表示是多此一舉，不少國會議員亦指出法庭不應判決政府有關決定為無效，當時米勒更指「我僅就法律角度提出一條問題，為何我在成了罪人」。龐大的政治壓力最終落於法官上，然而法庭卻排除一切非法律的考量，判政府一方敗訴，指有關決定在沒有國會批准下不能進行。這是一次法律不為政治而折衷的例子，也顯出何為「司法獨立」。

事實上，在「違法佔中」後，法庭比以往處理更多因政治而起的案件。法庭因判決不合某方政治取態而受不公抨擊的情況，也日漸增多。鄧官的一番感言，便是針對這現象，希望社會能在支持法官，並回歸理性，才能提供條件培養法治。若按戴教授理論，那法庭只消自動判「反對勢力」勝訴，不問案情、不看證據，儘管疑犯用磚頭擲至執法者頭破血流、的士司機糊口車輛無辜被焚，也撤銷控罪，便是最能保護捍衛法治之舉了，這不是很無稽嗎？

民主社會下，政治要影響法律，應從立法程序入手，得到民意支持，將法案通過，而非本末倒置，要求法庭在判決中偏好一方。如此曲解法治和言論的文章，竟出自港大法律學院的教師，也許為早前報導指，香港大學法律系排名下跌，某程度提供了解釋。

圖片來源：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