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前言

筆者在《明報》先後發表過兩篇有關芬蘭化的文章（7 月22 日〈芬蘭化對香港政局的啟示〉及7 月28 日〈台灣芬蘭化與香港安身立命之道〉），論點主要是以小事大的不對稱關係格局下， 小的一方要有智慧， 要懂得適應性政治。不然，芬蘭1958 年的夜霜事件可供借鑑——蘇聯停止供油及貿易制裁迫使芬蘭讓步。筆者並提出若香港真的「不幸」選出一名與中央對著幹的反共特首， 中央政府可能會用俗話「關起門來教仔」來對應。芬蘭化的事例亦發生在兩岸關係，台灣基於與大陸不對稱實力，就算有本身的軍隊及美國的軍事保護，亦得停止憲政改變及得到大陸默許才參加國際組織。

本文更深入就芬蘭化其中一個重要智慧，就是適應性政治要懂得戰略性選擇小的一方什麼可以犧牲，以換取保存核心利益。即丹麥學者Hans Mouritzen 所謂，以邊際價值換取保留核心價值。在這個分析下，或許香港人要弄清楚本身最珍惜的核心價值，才能夠看清楚目前的政制改革爭論，是否我們的核心價值所在。

香港人心目中的核心價值筆者在當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期間，與幾位同事在2012 年初進行了一項「香港核心價值」的研究。回顧各國經驗及相關文獻，我們發覺這並不是一項特別令人關注的議題，本地的討論亦零碎。我們就在零碎本地討論香港核心價值、香港價值之中，找出約11 個有意見認為是香港核心價值的元素；再用隨機抽樣的方法，用電話訪問抽中的被訪者是否認同該種講法；結果當然各項核心價值的「認同率」不同。若依認同率的高低來排列，亦是一個研究香港核心價值的辦法。但是這辦法缺點是將個別「核心價值」孤立起來，失了取捨所獲得的相對分量。舉例說，民主的「認同率」八成與「自由」的九成「認同率」分別不大，很難分出相對重要性。於是我們選擇了用一條開放式的問題，在被訪者回答了10 多題同意這個、那個是否香港核心價值後，在沒有預設答案下，問被訪者他們認為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何？這個做法是假設在開放選擇之下，被訪者的答案應該是最可靠的，並將可能的引導成分降至最低。即是說，我們用了價值之間的對比；這種做法遠比單一問題的認同率更符合客觀現實。結果是在1001 位被訪者的答案中共有60 多個選擇。我們將部分選擇歸類，例如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同屬一類，結果得出首5 項香港人心目中的核心價值（見圖﹚。調查結果並不出乎我們平時的觀察及感覺，最多被訪者選擇的首5 項核心價值為——自由（28.6%）、法治（10.0%）、社會穩定（7.5%）、民主（6.7%）、公正廉潔（6.5%）。由於樣本有加減3.1%誤差率，第3 至5 項基本是差不多的比率；即多數香港人在一個開放條件下，最多人選擇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跟著是法治；至於社會穩定、民主及公正廉潔應該是較為邊緣，若不是次要的價值。

相比個別訪問得出的核心價值「認同率」，如民主是84.5%，在11 項核心價值排列不高，最高是自由（95.6%），跟著是法治（93.3%），公正廉潔（92.1%）、追求社會穩定（90.7%）；但84.5%的民主「認同率」仍然十分高。因此，個別核心價值缺乏對比的問法是不足夠的——只有比較的選擇才能找出最「核心」價值。跟我們要問：這個核心價值的排序是否可反映客觀事實呢？記得當年「九七」前途之際，由於不少港人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掀起的移民潮，是一個客觀指標顯示擔心核心價值受損的一種結果。反觀今天政改炒得火熱，所謂移民潮完全是一些傳媒炒作。若筆者推論沒有錯的話，民主並非香港人普遍認同「必不可少」的核心價值。況且，目前爭論並非一人一票的普選特首，而是沒有國際標準的提名辦法，讓泛民主派有人入閘。在這裏，筆者還要提醒讀者，上文提及的是主觀指標，我們還有一個客觀世界要處理——即現實上香港的核心價值為何？例如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及全球化競爭下的優勢及生存價值，如制度優勢的自由、法治、廉政、公平競爭，以及社會安定等為香港的客觀核心價值（亦可視為條件）。至於中央政府對香港定位， 尤其是6 月份公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所作的聲明則從以前的經濟價值轉變為國家安全、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等為客觀核心價值或條件。在這個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交叉點上，我們才能找到「小事大」的不對稱關係下香港安身立命之道。

另外一點亦值得留意，就是從「反佔中」簽名運動人數遠遠超過「佔中」的所謂「電子公投」，反映當巿民認同的價值，如「社會穩定」受到挑戰，若碰上合適平台便會釋放能量壓制它的挑戰者。今天「佔中」民粹式、不問後果的民主引來的反彈便是一例。因此，核心價值是動態的；那2012 年做的調查會否過時。當然今天再做一個最好，但社會價值轉變一般是緩慢的。

當核心價值遇上芬蘭化若筆者兩年前亞太所做的香港核心價值研究有值得參考之處，一定要結合芬蘭化的「小事大」智慧。芬蘭化其中的智慧就是不要觸動蘇聯大國的核心利益——在其勢力範圍不容許反蘇聲音及活動。今天仍然糾纏中的烏克蘭危機就是歐美東進觸及俄羅斯核心利益而衍生的衝突。

核心價值與核心利益的分別其實不大——價值就是什麼對你好的，利益亦然！不過利益是客觀，可以獨立於個人主觀取捨。哈佛大學教授Jane Mansbridge 界定利益為「在眾多政策選擇中的開明偏好」。政策是指帶有價值取向的優先次序。決策選取不同價值或利益的基本困難是，沒有人能夠同時實現兩個或以上的偏好，因為沒有選擇的劇情不會再次以相同條件運行。因此，歷史經驗總結出來的智慧便有參考價值。同樣，開明（enlightened）是建基於全部的信息；這個世界並不可能待至掌握所有信息才下決定的。

但若從芬蘭化適應性政治的角度看，小國就是要有所選擇，但是要懂得戰略性思維，即要把握全局，抓住機遇下的選擇。若有戰略思維，就算信息不完全，亦理應稍勝，因為有全局觀念。香港的民主化肯定不是全局，香港的全局是一國兩制以一國為先。而中國大國崛起的全局是美國重返亞洲掀起的中國周邊不安寧。在兩個全局之下，香港的政制改革會被利用為顛覆中國的顏色革命。這樣也解釋了《一國兩制白皮書》顯示中央對港政策取態上有所調整，即以國家安全先於經濟發展。結合到上文提及的香港核心價值研究，當我們作出開明偏好的政策選擇，民主的某種提名辦法（如要設計到有泛民主派出閘）是否香港人心目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價值呢？

芬蘭化其中一個智慧是以邊緣價值換取核心價值。今天香港人面對的是否由泛民主派及部分傳媒建構，將孤立選項的某種形式的民主選舉，無限擴大到好像是生死決鬥式的唯一選擇。開明偏好的選擇困難處是，沒有人能夠同時實現兩個或以上的偏好。我們便要借用芬蘭化的經驗及智慧了。這是否表示香港若要選擇唯一的一個核心價值，你會選擇那一個呢？香港核心價值研究令我們得到的信息較多。對比之下，民主並非最為核心，反而是邊緣。對於一些人，這亦是一個小的全局。問題是否因一些人的執著而輕輕放過香港依靠內地的機遇，並帶來不可預測重重的風險。這一點便回到芬蘭1958 年夜霜事件所借鑑的歷史了。

其實，香港人所珍惜的核心價值不一定相互排斥。這即表示小部分人以「佔中」爭取民主，明顯帶有破壞法治及社會穩定兩項價值，以迫使中央及特區政府就範。這種做法實在是埋下香港長期不穩定的因素——我只要用冠冕堂皇的說法便可以，以少數之力（泛民議員掌關鍵少數票）騎劫社會。今天香港是否遇上芬蘭化，便要看泛民主派一念之差，香港人的造化了！

結論及討論：宋徽宗及小事大之道本文再論芬蘭化對香港政局的啟示，正如孟子見齊宣王所言： 「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仁」。中國政府今天不再是宋徽宗。宋徽宗趙佶在北宋末年上演的「靖康之恥」就是在中國物質及精神文明最富庶年代發生的；原因十分簡單，國富兵弱，腰骨不能挺直。今天的中國在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國家民族受盡屈辱，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腰骨才可以挺直。今天的中國，基於經濟及軍事實力才剛剛在國際舞台站得穩妥一點。現在中國是站在國際舞台較中間位置，才剛剛回復昔日的地位。筆者沒有理由相信她會在國家主權及安全問題上讓步，因為這是習近平所言的底線。大事小的「仁」可被誤解為懦弱，是北宋徽宗所為。「仁」是待人之情，待人之道；但稍為涉獵國際關係，一定會認識到實力還是較根本性。今天香港的問題並不可孤立為香港內部問題。美國一個前國防部長，本身名字跟一個主義，稱為Wolfowitz doctrine，過去兩年在香港頻密活動，如在傳媒大亨黎智英遊艇密談5 小時，並親自陪伴他到緬甸拜會軍政高層。這位美國政界重量級人物的主義，在美國國內，亦被民主黨愛德華?甘迺迪抨擊為帝國主義。這個主義，重要內容是美國為先（American primacy） 及事先介入（preemptive intervention）以防止新興大國挑戰美國霸權。顏色革命便有它的影子；美國「重返亞洲」可以說是戰略實踐事先介入，防止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地位。因此，審時度勢，香港安身立命之道，還是「小事大以智」為上策。當然有不少泛民人士已年屆半百，甚至垂垂老已，並聲稱等待民主30 多年，等得並不耐煩。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三四十年是瞬間之事；我們的民主派朋友是否真的，除了上述提及全球局勢視野之外，還連一點歷史視野都缺乏呢？若然，為什麼不接受行前一步， 「袋住先」呢？以我粗淺的認識，若今天制定《基本法》有關選舉條文，會否像當年這樣寬鬆呢？我有點懷疑。我論點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法是「道路自信」。西方一套並不適合中國，近來業績亦不好！中國有句俗話說， 「蘇州過後冇艇搭」。我孩時還坐艇過海；今天我們都坐地鐵，或跨橋過海了。時移世易，地球並不繞著香港或泛民來轉。況且今天香港政改之爭不是一人一票選特首，而是從來沒有國際標準的提名辦法。泛民主派的籌碼太小了。「佔中」嗎？香港不是當年甘地的殖民地印度，物質條件完全不一樣！這一點，若不懂，還是算了吧，水平問題，奈何！

最後，筆者有信心香港核心價值研究是客觀、科學的。若然，我們應該稱讚泛民主派高明，或者他們有高人在背後指點，能夠將一個邊緣價值炒作為至好像香港「必不可少」的核心價值。不過，《一國兩制白皮書》掀示中央政府的取態。這亦是對泛民主派作為的回應。香港正面對著芬蘭化的風險，中央是否需要用一國之力將這個「不斷膨脹」的價值回復原狀，抑或香港內部自生的力量已經足夠應付，我們拭目以待！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