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阮穎嫻對中策組的批評
回應阮穎嫻對中策組的批評

本文就《明報》8 月1 日浸會大學講師阮穎嫻發表題為〈從中策組的淪落談起——香港需以循證為本原則革新政策研究〉的文章作回應。在一個開放社會,民眾有權監督政府施政;政府亦應廣納民意。因此,阮講師公開批評中策組,我們當然樂於細心聆聽;若阮講師的指正並非以事論事,純粹是站於為批評而批評,則又當別論。本文就先簡單解釋一下實證研究在政府決策應有的位置,再澄清一下中策組的角色及其民調工作,然後談一談學者做學問應有的態度。政府決策考慮全面

實證為本研究只是基本功

首先筆者要問,若政府決策完全以實證為本是否可行呢?一般而言,公共政策考慮因素包括社會、政治、經濟、行政、財政、社會價值、民情等,一點不簡單。而所謂實證研究只是提供政策實踐經驗所獲得的數據。即是說,實證研究最大貢獻就是「什麼有效?」(What works?)。但實證主義最大問題是以前曾經有效,並不保證今天仍然有效。因為今天的時間與空間不同了。因此,實證為本研究可以作參考,但一定不可照單全收。舉例說,美國資助就業家庭是用「部分負入息稅」(partial negative income tax),即低於稅入水準家庭便按稅務單位評估而透過政府補貼其入息。香港稅低及交稅人少,可否照搬美國證明行之有效的模式?當然不,因為空間不同。今屆政府便用了低收入家庭補貼的做法,非用稅收作評估。還有,香港的稅務單位並未有前線分發現金福利的經驗,所以要由「勞福局」做政策支撐。再補充一點,美國只用入息及就業兩個篩選申請資格,香港政府還要考慮社會福利價值及民情,最後還是決定加入第三個篩選元素,就是經濟審查。你說,國際政策經驗或實證為本的政策可否照單全收嗎?

總結一句,實證為本研究對政府決策十分重要,但若只是參考它,又是否負責任的政府呢?即是說,政府決策應當有實證的數據,在這個基礎上,還是要考慮一系列的因素。阮講師在英國做過智庫,我的講法沒有錯嗎?

中策組角色及民調工作

中策組自殖民地時期顧汝德成立以來,一直是政府內部高層的智囊。它主要為特首(以前是港督)及兩位司長服務。由於這樣的一個角色,中策組的研究或建議都是內部參考。而當年顧汝德的一個重要角色是幫助港督蒐集民意,了解民情;但限於精英階層,包括設立非全職顧問的職位,定期開會聽取意見。在劉兆佳教授任首席顧問時期開始,中策組開始做民調,以了解民情。這做法是從顧汝德年代局限於精英的民意、民情擴展至全港,包括採用隨機抽樣的民調。但劉教授還是保留精英階層的非全職顧問制度。今屆本組將該制度改稱為特邀顧問,並加顧問參與政策研究及討論民意、民情的深度。這些不同階段的發展均符合香港公民社會日趨活躍的特徵,而政回應因時制宜,都是值得肯定的。

正如實證研究一樣,政府決策總是建基一籃子因素考慮,民意是重要,但不會決定一切。中策組做民調,最重要是用可知的社會科學方法,做到概念及方法都過到關。這當然有一個自利成分——若弄虛作假,不是自己欺騙自己,這樣的研究機構,若連基本功都做不到,便難有存在價值!

學者治學的基本態度

最後,我還想談談學者做學問的態度。閣下行文,以筆者愚見,甚為粗疏。舉例說,標題〈從中策組的淪落談起〉的立論便要先論證才可以的。即是說,閣下文章開始的立論是「曾鈺成批評中央政策組淪為民意調查機構, 是(Central Polling Unit) , 不是(Central Policy Unit)」。這應該是引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對本組的評語。但深入看清楚報道,曾先生指上屆政府中策組被人取笑為Central Polling Unit。因為他認為從政者不止要考慮民意,還要有政治道德勇氣,要推短期民意不悅但長期有利的政策。這些是基本的施政理念,若不明白這種要平衡民情(還有更複雜的輿情) 及社會的長期及全局的客觀利益的基本道理,根本便不應該從事政府或政治工作。從曾鈺成的持平說法,閣下便推論到中策組「淪落」,這是否一位治學態度嚴謹學者應有的呢?進一步說,閣下批評本組就是基於實證為本的理念,你提出的是否薄弱得經不起驗證呢?

若要論證中策組是否淪落為民調機構,筆者建議其中一個較嚴謹的方法是先處理中策組應有的處境為何?這需要文獻回顧或深入訪問,才能在方法上站得住腳。然後再蒐集今屆中策組的角色及功能,因為時空不同,今屆的某種做法可能異於以前但有其需要,才稍為可以說出一些較有理論及實證的評估,對嗎?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8月4日

原圖:網絡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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