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明報》8 月1 日浸會大學講師阮穎嫻發表題為〈從中策組的淪落談起——香港需以循證為本原則革新政策研究〉的文章作回應。在一個開放社會，民眾有權監督政府施政；政府亦應廣納民意。因此，阮講師公開批評中策組，我們當然樂於細心聆聽；若阮講師的指正並非以事論事，純粹是站於為批評而批評，則又當別論。本文就先簡單解釋一下實證研究在政府決策應有的位置，再澄清一下中策組的角色及其民調工作，然後談一談學者做學問應有的態度。政府決策考慮全面

實證為本研究只是基本功

首先筆者要問，若政府決策完全以實證為本是否可行呢？一般而言，公共政策考慮因素包括社會、政治、經濟、行政、財政、社會價值、民情等，一點不簡單。而所謂實證研究只是提供政策實踐經驗所獲得的數據。即是說，實證研究最大貢獻就是「什麼有效？」（What works？）。但實證主義最大問題是以前曾經有效，並不保證今天仍然有效。因為今天的時間與空間不同了。因此，實證為本研究可以作參考，但一定不可照單全收。舉例說，美國資助就業家庭是用「部分負入息稅」（partial negative income tax），即低於稅入水準家庭便按稅務單位評估而透過政府補貼其入息。香港稅低及交稅人少，可否照搬美國證明行之有效的模式？當然不，因為空間不同。今屆政府便用了低收入家庭補貼的做法，非用稅收作評估。還有，香港的稅務單位並未有前線分發現金福利的經驗，所以要由「勞福局」做政策支撐。再補充一點，美國只用入息及就業兩個篩選申請資格，香港政府還要考慮社會福利價值及民情，最後還是決定加入第三個篩選元素，就是經濟審查。你說，國際政策經驗或實證為本的政策可否照單全收嗎？

總結一句，實證為本研究對政府決策十分重要，但若只是參考它，又是否負責任的政府呢？即是說，政府決策應當有實證的數據，在這個基礎上，還是要考慮一系列的因素。阮講師在英國做過智庫，我的講法沒有錯嗎？

中策組角色及民調工作

中策組自殖民地時期顧汝德成立以來，一直是政府內部高層的智囊。它主要為特首（以前是港督）及兩位司長服務。由於這樣的一個角色，中策組的研究或建議都是內部參考。而當年顧汝德的一個重要角色是幫助港督蒐集民意，了解民情；但限於精英階層，包括設立非全職顧問的職位，定期開會聽取意見。在劉兆佳教授任首席顧問時期開始，中策組開始做民調，以了解民情。這做法是從顧汝德年代局限於精英的民意、民情擴展至全港，包括採用隨機抽樣的民調。但劉教授還是保留精英階層的非全職顧問制度。今屆本組將該制度改稱為特邀顧問，並加顧問參與政策研究及討論民意、民情的深度。這些不同階段的發展均符合香港公民社會日趨活躍的特徵，而政回應因時制宜，都是值得肯定的。

正如實證研究一樣，政府決策總是建基一籃子因素考慮，民意是重要，但不會決定一切。中策組做民調，最重要是用可知的社會科學方法，做到概念及方法都過到關。這當然有一個自利成分——若弄虛作假，不是自己欺騙自己，這樣的研究機構，若連基本功都做不到，便難有存在價值！

學者治學的基本態度

最後，我還想談談學者做學問的態度。閣下行文，以筆者愚見，甚為粗疏。舉例說，標題〈從中策組的淪落談起〉的立論便要先論證才可以的。即是說，閣下文章開始的立論是「曾鈺成批評中央政策組淪為民意調查機構， 是（Central Polling Unit） ， 不是（Central Policy Unit）」。這應該是引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對本組的評語。但深入看清楚報道，曾先生指上屆政府中策組被人取笑為Central Polling Unit。因為他認為從政者不止要考慮民意，還要有政治道德勇氣，要推短期民意不悅但長期有利的政策。這些是基本的施政理念，若不明白這種要平衡民情（還有更複雜的輿情） 及社會的長期及全局的客觀利益的基本道理，根本便不應該從事政府或政治工作。從曾鈺成的持平說法，閣下便推論到中策組「淪落」，這是否一位治學態度嚴謹學者應有的呢？進一步說，閣下批評本組就是基於實證為本的理念，你提出的是否薄弱得經不起驗證呢？

若要論證中策組是否淪落為民調機構，筆者建議其中一個較嚴謹的方法是先處理中策組應有的處境為何？這需要文獻回顧或深入訪問，才能在方法上站得住腳。然後再蒐集今屆中策組的角色及功能，因為時空不同，今屆的某種做法可能異於以前但有其需要，才稍為可以說出一些較有理論及實證的評估，對嗎？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8月4日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