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王卓祺

本文是回應馮可立兄7月22日在《信報》發表《與王卓祺談一些對民主的看法》一文。由於上周外出公幹，回港後又公事纏身，未能及時回應馮兄鴻文，十分抱歉。馮兄是筆者學長，又是社區工作老前輩，行文對基層人民的深厚感情躍然紙上，十分令人敬佩。

不過，對於公共事務及國家大事，筆者一向戰戰兢兢，一定深思熟慮。本文就馮兄對「人民竟是民主制度的敵人」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提法，加以回應。

代議民主就是防止非理性選民馮兄原文：「真嚇人！原來人民才是民主制度的敵人，他們放棄政黨，不尊重社會秩序，視政府規矩如無物，把正義拿在自己手中任意妄為！」這個推論對錯，可以從從西方民主理論家的學說來解釋。

十七、十八世紀西方主流政治學者思考一個問題，就是以一種較計算的激情取代另一種為害較深的激情——歐洲君主、貴族、將軍追求榮譽（glory）激情而互相廝殺。結果荷蘭的哲學家Benedict Spinosa（1632-1677）倡議以私利——當時是認為可預測及有止境的激情來替代，以減低為害。當然，後來結合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追逐私利無限擴大，激起階級矛盾及對抗；這已經是後話。而私利被正義化並且與現代民主制度發生關係，還只是近代的事情。

這個私利與民主政制合流只發生在上世紀四十及五十年代。當時有兩位十分有影響力的美國學者，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及唐斯（AnthonyDowns）分別把私利作為政府及政治行為的全部立論基礎。美國政治學教授Jane Mansbridge於1990年編的書Beyond Self-Interest 對西方思想界及政制的相關轉變，分析甚詳。

更有甚者，熊彼得1943 年影響深遠的著作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更認為報紙讀者、電台聽眾、政黨成員很容易變成心理波動的人群，表現狂熱狀態，以致理性辯論只會鼓勵獸性而已。因此他不同意古典民主理論認為人是理性的，並認為選民是「差勁及腐敗的裁判，況且是自己長遠利益的差勁裁判」。今天西方國家把民主政體簡化為「選票民主」可以追溯自熊彼得這些分析。既然選民是非理性及私利，有競爭性的定期選舉代議士便是民主的真諦了！

筆者並不完全同意這些西方學者假設人民是民主的敵人的觀點。人民可以是私利非理性或他利、理性，要視乎社會環境及制度設計能否彰顯理性及他利的一面。現實上，每天都有犯罪、不守規則的人民；也多的是守法的人民。牛津大學榮休教授SteinRingen 2013年出了一本書，講述西方民主兩個大國的管治難題，書名真嚇人——《魔鬼的國家》（Nationof Devils ）。他的中心思想是既要防政府的專制，亦要防人民的專制。馮兄，美化人民只會判錯症，開錯藥方。

「一黨專政」績效與西方國家表裏不一

香港近年冒起一批反共媒體及文人，言論淺薄亦缺乏證據，但信者不少。他們每每一句中共是一黨專政，就把自身道德抬至他們自編自導的高地。現實是十多年前，當江澤民主政年代，已經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即共產黨是代表全民，即包括資產階級。代表全民的政權又如何一黨專政呀——全民專政全民！當然這是理想，與現實有距離，但亦是不錯的理論。

今天一般西方學術界已經把中國政權性質稱為威權主義，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一黨專政。經濟改革及開放就是放鬆個人及企業的綑綁，釋放出個人及經濟活力。可以說，中共管治下的中國，是經濟鬆政治緊。這也可以理解，中國政府要防患美國推手的顏色革命於未然！蘇聯這龐大體系可以在差不多一夜之間崩潰。

中國共產黨這個江山得來不易，以前的國民黨在大陸，挾有抗戰勝利的光環，為什麼會兵敗如山倒呢？比國民黨優勝之處，就是中共有自我糾正錯誤能力。當大家以為「六四」會收緊改革開放，鄧小平1992年南巡扭轉大勢，才有今天成就第二大經濟體的格局及實力。這些事就是一句「一黨專政」可以抹掉嗎？我還有一點大學年代剩餘的唯物主義理論水平！

中共政體在香港一些反共人士之中，已經不問情由的被妖魔化了，這正符合葛蘭西的意識形態霸權的論述。我認為香港的反共言論，由於偏見，已經脫離現實，自己操作。舉例說，這個中國共產黨政權，若是邪惡無道，我便會問下列的為什麼：

一、為什麼她的民意支持率比西方國家高得多？

二、為什麼她有能力於過去三十年大概每年有八至十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三、為什麼她有能力於1981-2005 年期間減少六億貧窮人口（世界銀行估計，若抽開中國數字，全球貧窮人口只減少10%）？

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政權，有卓越的政績，就是由於西方國家宣傳及反共人士抹黑而抹掉她對人民做的好事嗎？這是什麼強權道理！

香港反共派唯西方民主國家馬首是瞻。最近以色列、巴勒斯坦於加沙的衝突，以軍濫殺，連平民和孩子也不放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譴責以色列，一票反對是美國，十七票棄權是美國盟友如英、法、德、意、加等西方民主國家。

我覺得奇怪，這些宣揚平等、自由、人權的國家為什麼會這樣一致反人權？或者說，只有西方盟友的人權重要，就表裏不一呢！翻看部分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歷史，血漬斑斑，都是落後國家人民的生命、財產、民族尊嚴的損失。西方民主國家的雙重標準彰彰明甚！

要現實證據，不要抽象道德

本文回顧一些西方民主理念，所理解的人民與馮兄甚有距離。除此，西方民主國家與中共主政下的中國，我們亦應把道德與現實證據分辨清楚，不要自己誤導自己。

中國作為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她方方面面的問題一定很多和複雜，這是正常的。不少都是發展問題，時間會慢慢理順各種矛盾和衝突。目前最重要的一定不是民主，而是發展社會經濟，理順環境和軟實力建設。這些香港、英國、美國，尤其是美國低成本顏色革命都有值得借鑑之處。

至於香港的政制發展，若留意筆者最近在《明報》發表的兩篇芬蘭化的文章，社會智慧是要付出代價的，才會掌握得到，人民會較踏實生活。法國大革命、文革紅兵運動都印證群眾一旦瘋狂起來，會多麼恐怖！但是放長一點視野，法國就算拿破崙恢復帝制，最後不是建立共和國嗎？如果沒有文革，鄧小平及中國人民不會在過去三十多年這樣踏實，把意識形態擱置；到今天習近平才提出從「不爭論」到「講清楚」！這些智慧，要付出代價的。綜觀全文，兩句說話可以總結——要現實證據，不要抽象道德。

原文轉載自《信報》2014年8月2日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