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時有個叫Martin（Martin Miller）的人被納粹黨逮捕了，受盡凌辱。大戰過後，納粹遭審訊，Martin Miller站出來作證，別人以為他一定痛罵納粹黨，可是，Martin卻說： 「納粹黨出來逮捕共產黨員時，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然後納粹殺猶太人，我也沒站出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納粹再捉天主教徒，我依然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直至納粹來逮捕我，那時，已經再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

這故事，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反對派的論述都是用這種引人入勝的故事來包裝，那年「佔中」，金鐘戲台上上下下的「佔領」者都會說這故事，尤其當記者問「你為什麼會站出來」時，這個Martin Miller事跡更成了model answer，然後再加句吶喊：「香港人，站出來為自己說說話吧！」

反對派的成功處，就是懂得站在道德高地為歪理找美麗解讀。

我第一次聽這故事，是1998年跟李柱銘做專訪時，他說，我都是Martin。

那是回歸後第一年，李柱銘的角色來了個大轉變，由殖民地年代的藍血人，紆尊降貴學瞓街，我訪問他，他說得老實：「民主黨的助理成日鬧我着衫好British，好難改，大狀出身，習慣咗……我不搞慣社會運動，我是政治家，跟他們不一樣……你可以叫我幫市民申請綜援、搞蛇宴，但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好瑣碎，老實講我唔鍾意做，冇理由叫貝理雅、馬卓安做這些事吧？係咪？」

李柱銘說，他是個「窮大狀」。住的是半山三千呎大宅，日日對着180度維港無敵大海景呻「窮」，於是練出一身睜着眼睛說大話本領。

大狀能言善辯，20年前的我，聽Martin說Martin，猶如今日年輕人，聽得耳順、聽得神往。

經歷多了就明白這只是一種掩眼法，反對派最擅長用精彩故事美化今日的違法行為，同一個Martin Miller故事，想一想，用來形容今日香港，一樣貼切：當「佔中」時你不作聲，擲磚時你不譴責，選舉時你不投票，有一天， 「港獨」來了，你不要抱怨，因為你從未為自己發過聲。

道德高地，根本不屬於反對派，只是建制派從不懂得爭取。

原文轉載自《大公報》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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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文匯報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