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郭偉強/立法會議員

到過歐美日的朋友都知，香港的士價格在發達城市中絕對是「平通街」。當然，如說將貨就價，令的士服務難有提升，必然換來網絡公審，就連的士業界也會起來抱不平。然而簡單對比，享有專營權的公共巴士，營運責任及服務保證由公司全權負責，政府自然較易監管。相比之下的士業界，專營利益全數反映在牌價及車租上，可是以自僱人士身份駕駛的司機，卻要承擔自負盈虧、服務、意外等責任，問題癥結明顯在於車主的管理責任。

政府建議推行扣分制，針對11項違法行為引入額外扣分，以球賽兩黃一紅兼停賽懲治屢犯司機。政府本意是提升阻嚇力，但筆者認為，措施的成效成疑，原因是扣分制只針對司機，而沒有針對車主的管理責任。試想想，若司機犯法，車主同樣受罰，車主還會把的士輕易租出嗎？違法司機無法租車，還有機會違法嗎？

另一個說法，是扣分制內的罪行，本來就有罰款及監禁，只是過去一般會酌情處理而輕判，令成效大減。現在增設兩級制罰則，重犯者須面對更高刑罰，已彌補了過去的不足，成效更勝扣分制。對於守法司機，加重罰則或扣分都是「零」影響，但若要進一步提升服務，必須增加行業吸引力，多新人入行競爭才是淘汰不良分子的最佳方法。

在立法會會議上，反對派議員盛讚扣分制，更大義凜然要求進一步加入一次犯法即釘的罰則。然而對於議會內「峯搶手機」的嚴重事件，反對派一直持雙重標準，拒絕一次即釘。同樣地，對於屢次違反議事規則的議員，全體反對派一致拒絕扣分制，更反對扣薪的罰則。如此懸殊的對比，是否在脅迫只有加入反對陣營，有起事來才能得到庇護，推崇順我者昌的霸凌主義呢？

原文轉載自《都市日報》 2018年7月27日

原圖：大公報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