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2008年格魯吉亞與俄羅斯發生軍事衝突，最後導致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在俄羅斯支持下單方面宣布獨立。這個國際糾紛導致國際外交界掀起討論芬蘭化的興趣。其中一個談論點就是台灣是否芬蘭化？本文就是探討從芬蘭化的視角，由於台灣與香港的不同處境，究竟對於香港安身立命之道有何啟示。筆者首先談談最近政改爭論之性質，從「黎智英收買泛民主派事件」（黎智英事件）理解大國博弈下，中央政府將香港2017 年政改定性為管治權之爭，再分析台灣芬蘭化核心經驗所在，與香港安身立命之道有何關係。

大國博弈下透視泛民主派的反共立場

較早時，楊森兄及筆名艾力的執業律師都分別在《信報》質疑筆者為何要篩走泛民主派人士選特首，因為香港人是務實的及泛民主派亦有溫和派，就算民主派特首亦不會與中央政府對幹。當時中央政府亦不時透過不同渠道擔心外部勢力介入香港政治，但仍然缺乏公開證據。以後發生的黎智英事件應屬足夠環境證供吧！本文就是引用有民主派「共主」之稱的《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收買泛民主派為例說明外部勢力介入香港特首之爭，使形勢更為複雜。

近日報章大篇幅報道黎智英兩年來捐款4000 萬予泛民主派，從溫和派民主黨至激進派社民連都有，以至前政務司陳方安生及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具體單據有900 多張。更重要的旁證是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Wolfowitz，在被傳媒揭露較早時在黎智英的遊艇密會5 小時後，泄出的文件又圖文並茂披露他與黎智英一齊到緬甸會見與美國關係轉好的緬甸軍政高層。以黎智英一介商人，就算是香港一地的傳媒大亨，這是否正常的外交規格？還有，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 具美國「中情局」背景，是共和黨香港支部的負責人。將這些環境證據放在一起，就算是缺乏外交常識的普通人都會懷疑黎智英九成以上是美國人在香港政圈的代理人，承擔彰顯美國利益的功能。若大家結合筆者7 月22 日《明報》〈芬蘭化對香港政局的啟示〉一文的分析，香港正在發生中的情與烏克蘭危機十分相似，是歐美製造不穩定的顏色革命；它是低成本及生命損失的新戰爭手法。

從國家層次及國際外交關係，中央政府掌握的情報一定比我們多及全面；因此，面對目前泛民主派要求入閘選特首，你認為有什麼理由中央政府不會擔心是美國推手的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的新戰爭手法呢？所謂溫和民主派會在香港務實執政的講法機會較低。這當然可從外國經驗及泛民主派過去兩年泛政治化的表現及《壹週刊》系統以泛政治化方法處理政治新聞，尤其不問情由抹黑大陸政權及特首看到。例如形容梁振英為「狼英」，但又缺乏有力證據。我有朋友這樣幽默說——這真是一隻披狼皮的羊！就算是兩年來《蘋果日報》銷量下降厲害，亦阻止不了政治目的的「新新聞手法」；這是否外部勢力作怪呢？剛才說環境證供推論是美國代理人的黎智英亦是泛民主派金主，若金主對泛民主派動之以情、說之以利，加上雙方擁有相同的政治理念；以此推論，香港政治議題；例如發生在25 年前的「六四」不是年年被大做文章；這是否純粹簡單追悼歷史不幸事件呢？若參考芬蘭化經驗，渲染「六四」客觀上並不一定符合香港本身及中國的利益，但一定符合美國人拖中國後腿的利益。

相信不少溫和民主派的朋友並不知道泛民主派背後共同金主及與美國人這樣深的關係；但客觀事實，《東方日報》7 月23 日報道泛民主派議員對「壹傳媒」集團的醜聞是避重就輕，輕輕放過的。這當然不完全是金主的問題，持共同意識形態是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總結一句，在反共的立場上，溫和、激烈是程度，不是本質。泛民主派主觀態度及表現是一回事，客觀上他們的反共立場及言行都符合美國人的國家利益。美國人若未能掌握這樣簡單的道理，這個超級大國不會這樣成功，在東歐及阿拉伯世界製造到這樣多的顏色革命及廣場革命了！

台灣已經芬蘭化嗎？

根據羅馬尼亞學者Vasile Rotaru 的分析，芬蘭的芬蘭化發生於冷戰時期，是弱國默許納入大國的勢力範圍，並不要求借用任何競爭性大國的軍事保護，以保存其核心價值。這表示在一個不對稱的關係下，大國要有容忍不採用簡單便捷的方法使弱國成為附庸國。因此，芬蘭化的讓步是雙方的。芬蘭化發生於冷戰時期，但它今天的核心原則仍然適用於解釋不對稱的強弱兩方的博弈關係。這原則就是丹麥學者Hans Mouritzen 所稱的適應性默許或適應性政治（adaptive acquiescenceor politics）。

今天的芬蘭已經不再有芬蘭化的擔憂。蘇聯解體後芬蘭投向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保護傘，並提供反俄羅斯的一些極端組織活動的空間。但芬蘭化對台灣的意義是，在一個中國、兩個獨立政府，而台灣一方有美國的軍事保護，是否就不懼怕台灣海峽的另一邊？2010 年在美國《外交事務》期刊，就有幾篇文章就相關議題爭論一番。

認同台灣不屬於芬蘭化的學者Vance Chang 引用馬英九在2008 年就職典禮上重申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安全及貿易伙伴，即否定所有討好大陸的意圖。馬英九宣稱台灣不單止要安全及繁榮，還要尊嚴。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台灣不是冷戰時期孤立無援的芬蘭；台灣有美國強大的軍事保護傘，不怕大陸的安全威脅。

反駁的學者Bruce Gilley 則認為Chang 的分析是錯誤的。台灣有向大陸的不對稱實力讓步。他舉兩個例子。一、台灣停止憲政方面的改變（筆者按——民進黨主政期，大陸在2005 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並開放部分行業予來自大陸的投資；二、是它停止申請加入聯合國，並同時透過大陸的默許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其顯著例子是2009 年以「中國台北」的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總結實力極不對稱的台灣面對大陸，就算有本身的軍隊及超級大國的撐腰，它還不是要作出某種程度退讓，默許大陸發揮影響，例如不能公開宣布獨立，要以「中國台北」身分現身國際舞台。這種對大陸強勢威脅的對應亦屬適應性政治， 就是有作者冠以新芬蘭化（neo-Finlandization）的講法。

台灣芬蘭化對香港安身立命的啟示

台灣優於芬蘭，因為有美國超級大國的軍事保護，但是它仍然要默許大陸強加於它的影響力，作出適應。香港又是什麼的處境呢？第一，香港有解放軍駐守以體現中國主權及治權。這點已弱於台灣。

第二，香港根本不可能在軍事及貿易依託美國。

從美國利益，就算是台灣，若它單方面宣布獨立，美國亦不可能冒與大陸開戰的風險，援助台灣的。韓戰一役，中國以落後的武器與美國打成平手；且，今天中美新興大國關係有競爭亦有合作。美國扶助香港反共政治力量，長遠戰略目的當然是和平演變內地的共產政權，短期則是癬疥之疾，令中國添亂及尷尬。若能製造六四天安門或東歐及埃及變天的廣場革命鎮壓，當然更好。這是美國圍堵中國的春秋大夢，但都是基於低成本的新戰爭方法。

在這個大國博弈的軍事背景之下，香港若真的「不幸」選出一名與中央對幹的反共特首，中央政府可能會用俗話的說法—— 「關起門來教仔」來對應。跟是香港是逐步墮下深淵。這個「關起門來教仔」是什麼意思呢？筆者現嘗試拿出其中一個可能的劇本讓大家分享一下：

筆者不大相信中央政府會像蘇聯在1958 至59年教訓芬蘭的夜霜事件——停止供油及貿易制裁，以迫使香港讓步。它只要在「自由行」方面逐步向下調整，便對香港的零售及地產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更有甚者，若國企、民企減少來港上市集資，並加快加強其他國際城市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恐怕不止是停滯不前。據悉，其他國際城市如盧森堡、巴黎、多倫多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已經是進行式；反共特首只會加速中央政府，基於國家金融安全的考慮，不能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而已！

出現上述情，亦是中央政府決策者情理所在，亦不可算是重手了。香港經濟今天靠的是金融及地產；兩者是相互影響。若中央政府真的「關起門來教仔」，我們今天沒有能力置業的年輕人應該大有機會執平貨了。

作為學者，個人較為容易超越經驗限制；但是社會是一個集體，它有價值、組織、制度等組成的互相牽制的路徑。這是路徑依附的理論，除非是特大危機才有可能轉變路徑。然而人還是有自由意志。為什麼學者較容易發揮自由意志，超越客觀限制，即社會集體的路徑依附呢？因為知識有可能改變思想及行為。筆者亦是基於這個原因，苦口婆心，不是期望泛民主派會改變意識形態衍生的政治立場，而是講清講楚芬蘭化所啟示的社會智慧，希望中間大多數務實的香港人，就算一時受選票民主的美麗包裝所迷惑，但基於香港安身立命的考慮，還是應該體諒中央政府的國家安全及主權完整的全局考慮。「黎智英事件」是否可以讓我們理解到香港政改、普選問題是何等複雜。中央政府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完整，就算是設法篩走泛民主派候選人，亦是情理所在的；亦符合香港的整體及長遠利益。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4年7月28日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