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制能否減低貧富差距?
民主政制能否減低貧富差距?

本文作者為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系主任



上月我為本報撰寫〈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一文之前,曾經檢視過好些行內有關此問題的研究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省理工經濟教授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等人的論文,因為他們大量採用了「自由屋」(Freedom House)所收集有關不同國家民主或自由程度的數據,所以我也造訪了「自由屋」的網站,以求了解它數據的計算方法。


曾懷疑特朗普有精神病


這個「自由屋」似是力求推動民主的組織,在其網站中卻可見到一個重要的訊息︰從2006至2018年,全球有113個國家民主呈倒退現象,只有62個國家的民主指數有所上升。「自由屋」更直言,全球民主倒退每年如是,已持續了12年,所以民主制度正在面臨着數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上月拙作手誤把Freedom House錯寫為Random House,致歉。)。


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勢的,應不會對「自由屋」的擔憂感到驚訝。有些歐洲國家的選舉差點選出了一些法西斯主義信徒當元首,去年底美國一批知名精神病醫生聯名指出特朗普很可能是精神病人;英國脫歐公投後,不少投脫歐者紛紛後悔,他們本以為一定脫不了歐,所以才鬧着玩。


凡此種種,不免使人懷疑民主政制對保障人民福祉是否可靠。若我們再多看更深層次的數據,還可看到更多使人不得不思考的狀況。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跨國民意調查機構,根據它的調查,有幾個國家不但有九成左右的人民對本國經濟十分滿意,而且也有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將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這幾個國家是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


不過,也有一大批國家,人民不但不滿現時經濟表現,而且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更好的人只佔一兩成,法國、意大利、日本都屬此列,連美國也只得32%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可活得更好。


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國,在可見將來發生革命的機會近乎零,除非其政策大改。歷史上我想不到有哪一次革命是在人民極樂觀的時候能出現的。至於西方國家人民的悲觀,倒也使人驚訝,究竟她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更要命的是,對長遠前景最樂觀的幾個國家,在「自由屋」的民主評分中,都屬於最低的等級,但最值得悲觀的國家,民主評分卻屬最高的級別!「自由屋」的擔憂豈非無因!


我們當然可以說樂觀及悲觀的受訪者都是豬油蒙了心,他們的意見作不得準。但若如此,我們更應多用客觀事實去評估民主制度的得失。上月拙作已指出,並無證據足以顯示民主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一些長年經濟停滯不前的赤貧國家中,其政制往往是獨裁的,我完全相信多一點的民主和自由可為這些國家帶來經濟的增長,但對民主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這一假說最有力的反驗證,是中國。她在「自由屋」民主等級中最低,但世上有五分之一人口在她的制度下生活,卻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長期經濟增長。


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的關係


若以成效來評估民主選舉這一政體,除了是否能提高生產力或增加經濟增長率外,尚有一個很重要及不少人都接受的標準,那便是民主政制能否使收入分配較為均勻。我不認為收入應非常均勻,有些不均有利回報那些較努力工作和學習的人,是好事;但若社會貧富極度懸殊,卻總會帶來不穩,有些人也會認為不公。但民主社會收入分配是否較為平等?


這個問題也是經濟學中一個多人追求的「聖杯」,作過有關研究的人不知凡幾,總結其結果只有3個字︰不確定。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西方民主國家雖有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人人收入較接近,但也有英美等國家所謂1%對99%之爭,大量財富與收入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所以就算未做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已足可對民主可促進收入均勻這一命題產生懷疑。


在實證上,我不喜歡只是看別人的結果,若是可能的話,我也會做一些較簡略的工作,以作印證。既然上述的「自由屋」網站已經有系統地存有200個國家歷年的民主指數,而簡便的(但不一定最理想)量度收入分布的指數——各國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可在網上輕易下載,那麼收入分布與民主是否有關也不難找出個定量答案。


民主與收入分布的關係有不同的層次。最粗略的做法是,用計量經濟學中的迴歸分析檢驗「自由屋」的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有無關係,結果是,在這層次上關係頗顯著(在統計意義上),即民主程度愈高,收入分布愈平等。「自由屋」有好幾個量度自由或民主政制的指數。


此外,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亦有獨立量度的各種自由民主指數,但無論用哪一種指數,全都可得到近似的結果。


這是否已可確立民主體制有利促進收入平等?這卻未必。我注意到經濟的發展水平,即人均GDP與堅尼系數關係一樣是十分密切,若把人均GDP及民主指數同時都當作是解釋堅尼系數的變量,結果立時改寫︰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愈高,收入分配愈平等,但民主指數對收入分配已再無影響力。用較簡單的語言道來,若兩個國家人均收入接近,較民主的國家不見得比較獨裁的國家收入分布更平等。這結果與行內其他更嚴謹的研究成果大致上符合。


戴維德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為何上文中我提出民主指數似對收入分布有影響?其實這與民主的特性有關。這裏有兩個有數據支持的假說︰第一是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甚作用;第二是富裕國家,即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通常民主程度會較高,這兩個假說並無矛盾。民主雖未能幫助經濟增長,但民主可視之為「奢侈品」,在經濟學用語上,這名詞的含義與日常用語稍有不同,「奢侈品」在經濟學上的特性是當人民收入上升1%之時,對這消費品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1%。


換言之,富裕國家人民既多已經濟獨立,很多人都希望對誰當領袖有話語權,所以很多富裕國家都會選擇民主制度。


從上可知,收入上升會增強對民主的需求,收入高的國家的堅尼系數較低,所以我們在民主指數高的地方較易見到低的堅尼系數,但其實因果關係並非是民主造成更平均的收入分布,一旦加入了人均收入這因素,民主與平等收入分布這關係,便在計量經濟的估算結果中消失掉。


為何民主並無使到收入分布平均化?在理論上,本來根據所謂的「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Aaron Director是從前芝大重要的經濟學家,他是佛利民夫人的兄長),民主有可能使收入更均勻,這是因為在歐美國家,中產人數眾多,而且他們參與投票的比率高,所以容易令政府從最富有及最窮的人身上抽取資源補貼他們。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產子女多有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窮家子女卻較難入讀,富家的則看不起這些學校,他們要去更貴族的學校。不過,不同國家國情不同,中產的力量也未必處處都這麼有影響力,所以「戴維德定律」似非真的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我過去也屢有指出,不同的民主國家都會產生利益集團,它們並非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有些政治技巧高超的往往能主導議題,甚至推動只對他們有利的法案,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團騎劫的屢見不鮮。如此一來,收入分布取決於哪些利益集團更有政治力量,這顯然不一定可以保證收入分布更均勻。


既然民主制度並非促進經濟增長及令收入較為平均的良方,世界上對此制度抱着懷疑態度的人自然不會少。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由屋」察覺到全球的民主化進度已出現倒退現象。


民主制度有優點有缺點,優點之一是權力的繼承較為平穩,缺點是容易被不同利益集團利用,出現內耗,選出的領袖往往是平庸之輩。若要民主體制得到更多人接納,需要的條件是從內部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像美國的以飛機大炮去消滅一些不認同她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人民與政府。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7月20日


原圖:takungpao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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