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系主任

上月我為本報撰寫〈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一文之前，曾經檢視過好些行內有關此問題的研究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省理工經濟教授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等人的論文，因為他們大量採用了「自由屋」（Freedom House）所收集有關不同國家民主或自由程度的數據，所以我也造訪了「自由屋」的網站，以求了解它數據的計算方法。

曾懷疑特朗普有精神病

這個「自由屋」似是力求推動民主的組織，在其網站中卻可見到一個重要的訊息︰從2006至2018年，全球有113個國家民主呈倒退現象，只有62個國家的民主指數有所上升。「自由屋」更直言，全球民主倒退每年如是，已持續了12年，所以民主制度正在面臨着數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上月拙作手誤把Freedom House錯寫為Random House，致歉。）。

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勢的，應不會對「自由屋」的擔憂感到驚訝。有些歐洲國家的選舉差點選出了一些法西斯主義信徒當元首，去年底美國一批知名精神病醫生聯名指出特朗普很可能是精神病人；英國脫歐公投後，不少投脫歐者紛紛後悔，他們本以為一定脫不了歐，所以才鬧着玩。

凡此種種，不免使人懷疑民主政制對保障人民福祉是否可靠。若我們再多看更深層次的數據，還可看到更多使人不得不思考的狀況。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跨國民意調查機構，根據它的調查，有幾個國家不但有九成左右的人民對本國經濟十分滿意，而且也有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將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這幾個國家是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

不過，也有一大批國家，人民不但不滿現時經濟表現，而且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更好的人只佔一兩成，法國、意大利、日本都屬此列，連美國也只得32%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可活得更好。

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國，在可見將來發生革命的機會近乎零，除非其政策大改。歷史上我想不到有哪一次革命是在人民極樂觀的時候能出現的。至於西方國家人民的悲觀，倒也使人驚訝，究竟她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更要命的是，對長遠前景最樂觀的幾個國家，在「自由屋」的民主評分中，都屬於最低的等級，但最值得悲觀的國家，民主評分卻屬最高的級別！「自由屋」的擔憂豈非無因！

我們當然可以說樂觀及悲觀的受訪者都是豬油蒙了心，他們的意見作不得準。但若如此，我們更應多用客觀事實去評估民主制度的得失。上月拙作已指出，並無證據足以顯示民主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一些長年經濟停滯不前的赤貧國家中，其政制往往是獨裁的，我完全相信多一點的民主和自由可為這些國家帶來經濟的增長，但對民主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這一假說最有力的反驗證，是中國。她在「自由屋」民主等級中最低，但世上有五分之一人口在她的制度下生活，卻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長期經濟增長。

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的關係

若以成效來評估民主選舉這一政體，除了是否能提高生產力或增加經濟增長率外，尚有一個很重要及不少人都接受的標準，那便是民主政制能否使收入分配較為均勻。我不認為收入應非常均勻，有些不均有利回報那些較努力工作和學習的人，是好事；但若社會貧富極度懸殊，卻總會帶來不穩，有些人也會認為不公。但民主社會收入分配是否較為平等？

這個問題也是經濟學中一個多人追求的「聖杯」，作過有關研究的人不知凡幾，總結其結果只有3個字︰不確定。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西方民主國家雖有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人人收入較接近，但也有英美等國家所謂1%對99%之爭，大量財富與收入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所以就算未做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已足可對民主可促進收入均勻這一命題產生懷疑。

在實證上，我不喜歡只是看別人的結果，若是可能的話，我也會做一些較簡略的工作，以作印證。既然上述的「自由屋」網站已經有系統地存有200個國家歷年的民主指數，而簡便的（但不一定最理想）量度收入分布的指數——各國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可在網上輕易下載，那麼收入分布與民主是否有關也不難找出個定量答案。

民主與收入分布的關係有不同的層次。最粗略的做法是，用計量經濟學中的迴歸分析檢驗「自由屋」的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有無關係，結果是，在這層次上關係頗顯著（在統計意義上），即民主程度愈高，收入分布愈平等。「自由屋」有好幾個量度自由或民主政制的指數。

此外，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亦有獨立量度的各種自由民主指數，但無論用哪一種指數，全都可得到近似的結果。

這是否已可確立民主體制有利促進收入平等？這卻未必。我注意到經濟的發展水平，即人均GDP與堅尼系數關係一樣是十分密切，若把人均GDP及民主指數同時都當作是解釋堅尼系數的變量，結果立時改寫︰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愈高，收入分配愈平等，但民主指數對收入分配已再無影響力。用較簡單的語言道來，若兩個國家人均收入接近，較民主的國家不見得比較獨裁的國家收入分布更平等。這結果與行內其他更嚴謹的研究成果大致上符合。

戴維德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為何上文中我提出民主指數似對收入分布有影響？其實這與民主的特性有關。這裏有兩個有數據支持的假說︰第一是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甚作用；第二是富裕國家，即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通常民主程度會較高，這兩個假說並無矛盾。民主雖未能幫助經濟增長，但民主可視之為「奢侈品」，在經濟學用語上，這名詞的含義與日常用語稍有不同，「奢侈品」在經濟學上的特性是當人民收入上升1%之時，對這消費品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1%。

換言之，富裕國家人民既多已經濟獨立，很多人都希望對誰當領袖有話語權，所以很多富裕國家都會選擇民主制度。

從上可知，收入上升會增強對民主的需求，收入高的國家的堅尼系數較低，所以我們在民主指數高的地方較易見到低的堅尼系數，但其實因果關係並非是民主造成更平均的收入分布，一旦加入了人均收入這因素，民主與平等收入分布這關係，便在計量經濟的估算結果中消失掉。

為何民主並無使到收入分布平均化？在理論上，本來根據所謂的「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Aaron Director是從前芝大重要的經濟學家，他是佛利民夫人的兄長），民主有可能使收入更均勻，這是因為在歐美國家，中產人數眾多，而且他們參與投票的比率高，所以容易令政府從最富有及最窮的人身上抽取資源補貼他們。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產子女多有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窮家子女卻較難入讀，富家的則看不起這些學校，他們要去更貴族的學校。不過，不同國家國情不同，中產的力量也未必處處都這麼有影響力，所以「戴維德定律」似非真的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我過去也屢有指出，不同的民主國家都會產生利益集團，它們並非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有些政治技巧高超的往往能主導議題，甚至推動只對他們有利的法案，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團騎劫的屢見不鮮。如此一來，收入分布取決於哪些利益集團更有政治力量，這顯然不一定可以保證收入分布更均勻。

既然民主制度並非促進經濟增長及令收入較為平均的良方，世界上對此制度抱着懷疑態度的人自然不會少。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由屋」察覺到全球的民主化進度已出現倒退現象。

民主制度有優點有缺點，優點之一是權力的繼承較為平穩，缺點是容易被不同利益集團利用，出現內耗，選出的領袖往往是平庸之輩。若要民主體制得到更多人接納，需要的條件是從內部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像美國的以飛機大炮去消滅一些不認同她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人民與政府。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7月20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