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張志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國政協委員

收到廖書蘭女士寄贈的《被忽略的主角：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一書，個人對新界歷史、事務及文化一直都關心，大學畢業論文即以上水廖氏圍村作研究題目，而進行的田野研究亦遍及新界各大小村落。對於以新界為主題的《被忽略的主角》一書，當然特別感興趣。

新界原居民自覺被忽略

廖書蘭女士一書以「被忽略的主角」為題，是有特別的意義。而按照個人的接觸或所知，這個概念也是在香港被第一次提出。廖書蘭認為，香港回歸的大主角理應是新界，但新界在回歸的歷程中被大家忽略了，因為香港回歸的序幕是由戴卓爾夫人在1982 年訪華商討新界租約而開始。如果不是新界的租約在1997 年6 月30 日到期，而英國必須跟北京商討，否則歷史發展的過程又會和今天不一樣。所以廖書蘭的觀點，是因為新界的租約而改變了整個香港的命運，新界理應成為香港回歸的主角，但這個主角卻被眾人忽略了。

在廖書蘭女士眼中的歷史主角，有着其獨特的歷史和地位。新界不單在地域上和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有別，而在政治、行政和管治方面也有區別。此外，新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在土地使用權和擁有權方面亦有所不同，而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受到《基本法》第40 條保護，而鄉議局也是香港政府在新界事務上唯一的法定諮詢機構。

其實新界和香港島、九龍半島，尤其是香港島的文化差異都相當突出，新界廖、文、侯、彭、鄧五大族以至其他較為細小的宗族村落，基本上都是由中國內地在過去千多年來陸陸續續南下定居。在當時的農業社會，遷入的外來居民一定首先選擇土地質素優良的區域定居。他們基本上就是整個中國內陸族群的一分子，只不過是居於偏遠的華南一端而已。個人以前在錦田吉慶圍作田野研究時，村中父老就展示其世代流傳的族譜。他們對其宗族歷史如數家珍，例如錦田土地特別肥沃，可以一年多達三造。稻熟之時，在夕陽輝映之下，其金黃一片直如繡錦，所以才把地名由原來的岑田改為錦田。

至於最為原居民樂道的，就是過去歷代祖先的功名官位。許多人都不理解，當年滿清割讓新界時引起新界居民激烈反抗，其中一部分當然是民族感情，而另一部分原因，是那些大士紳不想割斷和滿清皇朝的關係。他們家族過去有功名、有官位，而未來亦可以憑藉科舉又或者捐官的途徑進入官場政界。而只有維持這種關係，他們的士紳地位才可以獲得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益和影響力才可以繼續下去。一旦和大清皇朝的關係被切斷，科舉捐官之途一失，他們的士紳地位就蒙上不確定因素。所以士紳的利益和民眾的民族情緒一旦交織起來，就在新界爆發大規模衝突。現時錦田吉慶圍的金屬大門，就在抗英時被拆下運回大英博物館，其後幾經交涉，才得歸還，重置原地。

所以新界的歷史文化，就是表達在其氏族的結構，表徵於祠堂和書院等建築。在香港島，就沒有新界那種氏族結構，歷史都是見於港英在水坑口登陸之後的政權建設，例如現時已經重修開放的荷李活道大館組合，以及外來宗教團體的教堂。而華人社會，則多是由珠江三角洲前來跟外商合作的買辦商人。他們不是靠宗族維持，所以沒有祠堂書院；取而代之，就是廟宇和像東華三院等社團組織。到荷李活道和太平山街一帶走一走，再到上水廖萬石堂和錦田厦村的圍村和書院看一看，就可以見到其中大有分別。

在新界行走得多，就會聽到新界原居民所吐的苦水，尤其是香港九龍的「香港人」指摘新界原居民享受種種特權。在上水村做田野研究時，一位老先生就憤憤不平地說： 「我們祖先早在幾百年前已經在此定居，而且合法擁有這些土地，我們祖先比英國人來此不知早了多少年頭。而且我們擁有正式的地契，那英國人憑什麼取走我們的土地，限制我們土地的用途。更何况，英國政府只是租借新界，99 年後租約期滿之後就要物歸原主，那就更沒有道理強行徵收我們的土地、改變我們的地契！」驟耳聽來，也不能說他們沒有道理。雖然一些土地是用來修道路、建公屋，於公眾有利，但在原居民的立場來看，這不過是慷他人之慨而已。

至於丁屋政策，那些鄉村大老更感不滿。他們認為，丁屋政策是港英政府為了取得新界原居民合作去發展新界的妥協政策。當然，港英政府可以利用收地條例去合理、合法地徵收新界原居民的土地。但如果原居民寸土必爭，以反英抗暴的精神和手段來激烈對抗，那要花多少時間，甚至要流多少血才可以發展一個新市鎮？而新界始終都是租借地方，流血收場不但難於向英國交代，也可能要付出其他政治代價。要換取原居民交出土地發展，丁屋政策就是妥協。

近年流行一些所謂本土的運動，那些20 來歲的年輕人，自稱是「本土」；而另一些看不過眼的人士，又自命為「真本土」。而廖書蘭女士所講的「被忽略的主角」，似乎更有資格講點有幾百年歷史的「本土故事」。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8年7月19日

原圖：大公報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