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失業率近年一直處於低位，由2016 年約3.4%一直下跌到現時2.8%。在人力市場緊張的狀况下，或許會預期更多人參與勞工市場，但事實上我們整體的參與率只有61%，這與香港女性和長者勞動參與率偏低有關。香港女性勞動參與率為55%，低於日本的69.4%。

2017 年長者勞動參與率只有11%，但同期日本為22.7%、新加坡為26.8%。香港女性勞動參與率低與託兒服務不足息息相關，但長者參與率偏低的原因是什麼？以下我嘗試論述一下。

第一個是觀念問題。不少人以為長者學歷較低，但事實上愈來愈多退休人士是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工程師、護士、商業專才等。這些人才雖然退休，但在專業方面富有經驗，如他們願意繼續工作、貢獻社會，不應被忽視。而且長者工作穩定、流動性低，可以減低公司因為員工更替而導致的行政損失。

第二個問題是工作環境。香港工時超長，冠絕全球，人所共知。對於一些捱了一生的退休人士來說， 「一世人打了兩世工」，雖然希望繼續工作，但不願再把生活只等同於工作，一天做10 多小時。所以必須扭轉工時超長的情况，才有助吸引退休人士重投市場，例如為長者提供彈性工作時間，或者在家工作等友善工作政策。

第三，現時香港的長者福利制度變相不鼓勵長者工作。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夫妻合共每月收入逾12,770 元就不符合申請資格。繼續工作貢獻社會但同時要放棄原有應得的福利，這對鼓勵銀髮族繼續工作有幫助嗎？所以工聯會一直要求設立由勞、資、官三方供款而沒有資產和收入限制的綜合退休制度，才是既保障長者生活，又能鼓勵長者繼續就業的合理制度。

第四，也是重要的核心問題，就是欠缺政府政策配合。以新加坡為例，為了加強退休長者就業保障，當地政府在2011 年通過了《重聘條例》，訂明員工超過62 歲退休年齡，而且符合健康條件，他們可以向僱主提出繼續工作的要求，僱主有責任延聘他們至67 歲，而且要盡量配合年長員工需要，包括讓他們轉到適合崗位，或者由全職變成兼職等；政府另有長者薪酬補貼計劃，如僱主聘請60 至64 歲，及65 歲或以上人士，分別可獲員工月薪5%及11%的補貼。日本則早在1971 年制定《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保障高齡者的就業穩定；而在2013 年的新修訂入面，將法定退休年齡由60 歲逐步推遲，至2025 年提高至65 歲；此外僱用保險亦設有高齡就業津貼，薪金未達60 歲平均月薪75%的員工，可獲補貼。

本港未有鼓勵長者參與勞動的政策

政府不時強調人口老化、勞動人口萎縮「問題」，因過去經驗是人口老化不止令勞動人口萎縮、對社會福利依賴上升，更會令宏觀消費萎縮。但究竟這是不是「問題」，其實是施政者心態和政策。正如上文所述，不少國家已推出多種措施應對。本港預計65 歲或以上長者人數將由2016 年的117.3 萬，增至2034 年的228.5 萬；往後至2064 年，推算長者大致佔人口三成，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將逐步下降至48.6%。但本港至今未有任何鼓勵長者參與勞動的政策和法例。目前只有勞工處即將推出的優化「中年就業計劃」，會向聘用60 歲或以上已離開職場或失業的年長求職者，並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的僱主，發放為期6 至12 個月、每月4000 元在職培訓津貼。

政府願意提供在職培訓津貼，可以說是邁開了一小步；但長者重投市場的薪酬待遇，政府能否提供補貼；強積金供款應否繼續提供；年齡歧視是否需要立法等，都需要政府盡早研究、修訂法例，才能有效吸引長者重投勞動市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8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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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港人講地及大公報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