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上周三教宗方濟各接受路透社一位記者專訪，大談與中國的對話。路透社與教廷的「亞洲新聞」把這訪問都報道了，但後者更加詳盡。

教宗表示，兩國對話進展良好，雙方都釋出善意，除了外交，當有文化上和非正式的接觸。教宗又認為，陳日君樞機可能因年紀關係，有些膽怯，但教宗認為若不溝通便肯定更糟，所以就算有風險，他也寧願與中國對話。

最耐人尋味的一段說話，是教宗認為中國人值得拿耐心諾貝爾獎，中國人很好，懂得等待，時間在他們一方，他們有多個世紀的文化，是非常有智慧的民族。教宗說非常尊敬中國。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主要目標當然是中梵建交。正如教宗年前在接受一位意大利的墨子專家與傳媒人郗士兵訪問時提到的，這是兩個文明的相遇。這兩個文明各有十多億人口，合起來是世界人口的四成了，它們相遇上，那能不是歷史上的大事？香港媒體中，無綫電視新聞觸角敏銳，最早高度重視中梵建交的進展，持續地做過多次報道。

上述教宗稱讚中國人有耐性有智慧的一段話應如何解讀？按常理應是中央政府願意等待梵蒂岡，教廷甚為感激。這也意味着梵蒂岡需要一些時間去解決她的一些問題。主教任命的權力及程序本來一直是卡住整件事的主要因素，但此事早已有了眉目，所以教廷要應付的問題應是有些人，包括香港、台灣，與美國都有人反對中梵建交。

教廷與中國都擁有悠久的文明，處理問題的時間常以世紀作單位。我今年初在友報寫過兩篇長文，一篇是講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遇上的各種困難，第二篇討論近年中梵建交過程的跌宕起伏。兩篇文都花了我大量的研究時間，我的感覺是，歷史雖不在重演，但卻有驚人相似之處。

在明清時，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他們十分尊重中國的文化，祭祖祭孔等「中華禮儀」他們不介意，把「天主」稱為帶有物質性的「天」或字義上帶有祖宗含義的「上帝」，他們也認為無傷大雅。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教義有相通之處，理應受到尊重，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能在中國立足傳教。但後來到達中國的方濟各與道明會傳教士，卻比耶穌會教士教條主義得多。他們認為中華禮儀是異端，也絕不能稱呼天主為天或上帝，違者要受到比死刑還嚴重的「絕罰」，他們把狀告到教廷處，一七○四年教宗格筋孟十一世終頒下禁令，全面推翻利瑪竇定訂下的尊重中華禮儀的規矩。康熙本來禮待天主教，但後來見到禁令後大怒，將並不打算永遠留在中國服從朝廷命令的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後來更索性禁了教，天主教要轉入地下。

直到十九世紀，天主教才得以返華，但這回卻是倚靠帝國主義船堅利行的欺壓才能回來。此事引起了頗多不公，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三年在華主理傳教工作的剛恆毅反對帝國主義的欺凌，認為主教應由中國人擔當，所以他在回到意大利前都拒絕升任當樞機。

在今天，教廷中一樣有人反對入鄉隨俗，更遑論與無神論的共產黨打交道。但這樣一來，天主教在華信眾人數一直停滯不前。今天反對中梵建交的人，與當年耶穌會以外的某些傳教士胸懷的教條主義不懂變通的精神一脈相承。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2018年6月29日

原圖：大公報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