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法律界一分子，其天職就是要維護法治精神，分清是非黑白，不能倒果為因，也因為這種「法律面前人人公平」的信念，公眾才對法律界賦予崇高的尊重，而因為這種尊重，亦令法律界須謹言慎行。可惜近年卻看到很多同業為了某些目的，出盡「戾橫折曲」的辯才，讓人大開眼界，較庭上辯護更為精彩。

日前，看到資深前輩、公民黨吳靄儀大律師一篇題為《耶穌的暴力》的文章，把古羅馬時代耶穌和他的門徒，在耶路撒冷度逾越節時驅趕在聖殿擺賣的攤販一事，代入現今香港發生多宗暴力、反社會的事件。按照吳靄儀的邏輯，我想起德國對希特拉的仁慈。

《二戰史》記載，1923年11月德國納粹黨在慕尼黑的一間啤酒館發動政變，以暴力行動企圖推翻威瑪共和國，但失敗了。行動的主要策劃者包括納粹黨領導人希特拉、一戰德軍將領魯登道夫及其他納粹黨成員。 這是德國歷史上有名的啤酒館暴動。政變導致16名納粹黨員及4名政府軍被殺，及多人受傷。政變失敗後，希特拉被控一級叛國罪。威瑪共和國政府搗破納粹黨的總部，並查封了黨報。

根據德國法例，一級叛國罪當時可以被處以死刑，那個年代死刑是很普遍的。我十分奇怪， 這段歷史流傳多年，希特拉之後的納粹德國屠殺了上千萬的猶太人，被人冠以「希魔」之名， 卻沒有人指出希特拉當時應該接受更重的刑罰來制止他的極端行為？ 研究《二戰史》的學者指出，原來當時審訊是由一位專業主審法官及一班平民所組成，法官們十分同情希特拉，所以才判希特拉5年監禁。

究竟為何希特拉沒有因被控一級叛國罪而處以極刑或長期監禁，歷史記載不詳，但也有蛛絲馬跡可尋。據資料顯示，法官們很有可能認為當時納粹黨是一個小黨，希特拉即使作為納粹黨的首領，成不了氣候，不怕它黨員日增，不怕其散播極端主義，納粹黨不可能推翻當時的德國政權。而當時的德國政權，為避免希特拉重判反獲國民同情，所以輕判比重判好；亦認為他不可能發動更大規模的革命，動搖不了威瑪共和國政府的統治。因此，不重判一名沒有太多人支持的極端主義政客，沒有什麼大不了，他們想。

「後來的事，他們預料不到。」

原文轉載至《文匯報》2018年5月21日

原圖：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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