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1日，反對派活躍份子、社民連主席吳文遠，被法院判處觸犯廉署《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罪成。事源吳文遠於2016年到廉署提出控告後，向外披露廉署正調查一名高級公務員涉嫌貪污的內容。案情指，當時吳文遠向廉政公署進行投訴後，立即在Facebook上作披露，及向記者稱該名公務員已被廉署調查，儘管廉署已先後多次提醒吳文遠，不可披露任何有關案件細節。

將「政治私利」演繹為「公眾利益」

在審訊期間，吳文遠及其律師一度以「公眾利益」為辯護理由，卻被裁判官斥責，指吳文遠披露資料純粹為提升政治知名度，與「公眾利益」無關。吳文遠現正還押，雖然裁判官會索取其社會服務令報告，但認為他全無悔意，應以判監四個月為量刑起點。事實上，吳文遠去年亦曾被判入獄三星期，原因是他2016年向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投擲物品，足證其視法律如無物的本性。

作為廉政公署前調查人員，筆者十分支持法官在是次吳文遠案的判決。廉署《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十分清晰，規定除非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任何人如披露廉政公署仍在調查階段的案件資料都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1年及罰款$20000。

《防賄條例》30條有兩大目的

這條法例的目的有二，一是確保廉政公署的調查可以秘密進行，以免打草驚蛇，讓受查者事先以不同手段妨礙廉署調查、毀滅證據，甚至畏罪潛逃。至於很多市民都不知道此法例的第二個目的，其實是保護受害人聲譽。

筆者在此列出一個經典案例，以便說明箇中原委。《明報》於1995年被廉政公署起訴，指該報披露廉署就一宗案件的秘密調查細節，有關案件先後上訴至上訴法院以及英國樞密院，兩個法院均強調相關法例的重要；其中，在香港上訴庭上，時任副庭長、後來出任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的列顯倫明確指出：「當疑犯或有需要接受長期調查，保護他們的聲譽就相當重要；特別當疑犯是高級公務員、他們的工作是需要每天面對公眾的時候。」

另一宗發生在2006年、涉及《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的上訴案中，當時上訴庭法官Line稱：「要讓廉署啟動一項調查並不困難，而違反有關條例就意味故意去傷害他人，因為接受案件調查的對象，聲譽理應受保護，直至公眾對有關案件應有知情權。」他並指有關條例應嚴格執行，違反者的懲罰應是即時監禁。

吳文遠罪有應得 反對派請自重

考慮到相關法例的原意及以上兩宗案例，筆者認為吳文遠是罪有應得。今次吳文遠被定罪，相信同時對反對派敲響警鐘。近年，反對派及其活躍組織濫用有關的條例，多次公開在廉署總部大樓外做「騷」，同時展示他們提控的公眾人物身份的標語。

特別令我傷心的，是示威帶領者當中，竟然包括一名已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廉署前調查員，這一點最為令人失望。或許是由於「他」在廉署工作期間職位低微又不稱職，因此不了解相關法例的意義；然而，筆者認為這亦難以說得通，因為有關法例在廉署初級調查員的考核中屬於標準題目。由此可見，該人極有可能是「故意犯法」，想藉此提升政治本錢，這才是最為可恥之處。

廉署應立案調查民主黨議員

吳文遠被定罪設下了正確的先例，廉政公署應該再次跟進所有在廉署總部外的示威，調查有沒有違反《防止賄條例》第30條，特別應該專注調查該名廉政公署前調查員，皆因其情況與吳文遠案有類似之處。他曾向公眾宣布，自己曾向廉政公署檢舉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涉貪，繼而在不少場合中向公眾透露有關情況。公眾都將期望，廉政公署不會向該名他們的前僱員妥協，全面調查其涉嫌違法行為。

其實，該名涉嫌違法的立法會議員，其所屬的政黨民主黨近年也廣受道德操守問題和醜聞困擾；該黨一名活躍黨員疑似謊報被內地國安人員擄走、該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亦因在立法會大樓內搶女公務員手機，而被警方調查。如果民主黨想重建往日作為香港第一大黨的榮耀，就應該再教育一眾黨員何謂「道德操守」。

原文轉載自《中國日報》2018年5月18日（此中文版由《港人講地》翻譯，內容已獲作者確認）

原圖：港人講地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