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報道指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將會負責主管港澳事務，並且督導整個大灣區的發展。無論此報道是否屬實，但由中央層級的領導人去統籌大灣區的發展，已經是大灣區內各省市、特區的一眾呼聲，甚至是已成共識。所以無論哪一名政治局常委負責港澳事務，統籌大灣區的發展都必定是其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務。

中央領導人統籌大灣區發展 易水到渠成

經過年來的討論，香港社會對大灣區的發展，大致上已經理出一些頭緒。跟世界上其他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特點在於區內有廣州、深圳、香港3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城市作為「發動引擎」之外，更特別的是，區內存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差異。這種制度差異，可以讓區內城市存在一種互補的關係。換句話說，制度上的差異，可以讓大灣區內存在一種選擇和彈性。這種制度上的差異衍生出來的選擇和彈性，是世界上其他灣區城市所不具備的。但這種選擇和彈性也不是沒有代價，那就是這種制度上的差異，也同時阻礙了大灣區內的生產要素，這包括人、貨物、資金和資訊的完全自由流動。

在這種格局下，大灣區需要成功，就是在保持「一國兩制」的制度差異所帶來的選擇和彈性之下，各區內城市的政府需要協同商議，盡量把「一國兩制」制度差異所造成的區隔減低，讓人、貨物、資金和信息可以加速自由流動。區內的共識，就是希望有一個中央層級的領導人總其成、主其事，因為降低這些阻礙，往往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說了算，例如有不少團體建議劃一港澳人士在大灣區內工作的薪俸稅，按港澳原來稅率徵收，這就需要中央部委的首肯。有中央的參與，這些降低阻礙的措施也容易水到渠成。

全面降低生產要素跨越兩制自由流動，是發展大灣區的共識。由中央領導人牽頭協調也無異議，但要加快步伐，突破兩制之下的一些制度歧異的掣肘，其實可以利用香港和深圳的一些邊境地帶，設立特殊合作區去做突破點。

第一個突破點，可以選擇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定位為「一國兩制」科技合作示範區。因為種種歷史原因，香港約1平方公里的河套區演變成目前讓深港共同建設的特殊模式。河套地區將會是香港發展高科技的重要基地。而深圳方面，除參與香港河套區域的發展，亦計劃在香港河套區的深圳一側，包括福田保稅區、皇崗口岸停車場區以及羅湖小河套地區，總共大約3平方公里的區域予以重新發展，亦是以創新和高科技為定位。

這個3平方公里和1平方公里毗鄰的發展計劃，各自獨立發展，固然可以預期有可觀的成就；但如果共同合作，把兩個地段合併作協同發展，定位為「一國兩制」科技創新示範區，除了因為規模擴大而產生協同效應之外，更可以藉此來做粵港澳大灣區互惠政策推行的試點平台。

讓所有生產要素在「九市兩特區」內完全自由流動，方向是正確，卻不能一蹴即就。但如果可以在此「1＋3」平方公里的大河套範圍內先作試點，推出有利於科技人才流動和聚集的政策，具體政策方面：在這大河套區內工作的、經雙方確認的科技人員，可以在深港兩側4平方公里的大河套區內自由流動；至於經大河套區再進出深港兩地的對方人員，則仍按雙方現行的出入境政策處理；而對於一些經雙方認可的外國科技人才，則提供最寬鬆便利的出入境和工作簽證安排。經此安排，深港兩地以至國外的科技專才的流動性都會大增，有利在最短時間內，讓這4平方公里的大河套區內產生人才聚集效應。在這人才聚集流動的安排下，可以再作其他的配套安排，例如參考香港的簡單低稅率制度、統一稅務安排等。

另一個可以讓生產要素便利流動的區域，是沙頭角的中英街。中英街的發展，在早前本欄已經作過介紹。大河套區的現况，仍然是以深圳河為界；但中英街則因為歷史原因，邊境的界線不嚴格執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0.5平方公里的中英街邊境禁區。進入這片禁區的人員、貨物，可以在這區域內完全自由流動。以這種特殊安排的優勢，除了可以發展高端旅遊購物中心之外，也可以發展電子商貿。而在此具有人貨自由流動先天優勢的區域，可再探討發展其他業務的可能。

綜合而言，大灣區內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可以在已有一定條件和基礎的大河套區和中英街兩地作為試點，在現有基礎之上，再作發揮和擴展，作為大灣區全面開啟流動的試點和先驅。

原文刊載於《明報》2018年3月29日 

原圖：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