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爭議聲中，「佔中公投」終拉開帷幕。一如既往，「公民抗命」支撐起佔中派的論述，亦成為佔中行動最大的保護傘和光環。

公民抗命是憲政

體制下，處少數地位公民表達異議的一種方式。它有幾個重要特徵，其一是本道德良心（conscientiousness），其二是非暴力，其三目的在於與政府及社會溝通；一個抗命行為是否屬於公民抗命，也在於其「公民」性質有多重，社會認受性有多廣泛。

佔中派宣稱佔中的目的是迫使中央接受他們的政改方案，鼓吹「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以顯示其行動的正義性。綜觀歷史，由美國作家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抗議美墨戰爭及奴隸制度，印度聖雄甘地抵抗殖民，以至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推動的黑人民權運動，公民抗命的目標都難與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割裂。

佔中行動所爭取的是在《基本法》規範以外的選舉方案，社會所見，也難言有社群遭迫害，若以公民抗命理由出之，則更應在十七年前香港受殖民管治時出現了。公民抗命先驅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無不具有極高的威望，有能力控制秩序，佔中發起人又是否有同等認受性？早前的衝擊立法會事件被視為佔中的預演，區區數十人已造成如此混亂的場面，若佔中真的發生，發起人如何能保障不發生暴力事件，除非佔中派的最終目的僅僅只是衝擊政府管治。如此，抗命行為非但有暴力成分，還不符合道德良知及正義，怎能與公民抗命相提並論。

法治是社會公認的核心價值，社會公義不容許任何人隨意採取公民抗命。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認為即使自行裁斷的目標如何合乎正義，也只有在窮盡一切合法渠道之後，始能訴諸公民抗命，作為「最後的手段」（ lastresort）。「佔中行動」的目標既難與抗殖比擬，迄今政改方案諮詢仍未有定論，何來有「最後的手段」之說？

公民抗命是否合乎社會公義，最終還要視社會大眾的支持。數公民抗命成功的個案，雖開始只有極少數人起動，但起義者能感召社群始得成功，反觀佔中行動，眾多民調均顯示反對的市民佔大多數。若是沒有足夠正當理由支持大規模違反法律的行動，只會造成社會分裂。

公民抗命接受並尊重法治，佔中行動既未符大多數人所願，亦沒法排除暴力衝擊香港的法律制度。顯然，不是所有的違法抗爭行為均可以「公民抗命」自居。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4年6月27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