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前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

我們正身處一個高科技井噴式發展的年代，過去我們沒有想像過的高新科技產品不斷滲入我們生活中，而一些未來的發展，如機械人、人工智能等，已向人類拋下戰書，我們若不懂得調整社會的政經結構以適應這些變化，將來會出問題。

香港的科研投資佔GDP的比例一向偏低，在國際中屬於不入流之列。大學的科研雖頗有成績，但能夠轉化成生產力的項目，卻不多見。林鄭政府打算大幅增加對科研的投資，這是不甘於落後的正確思想，但投資在甚麼地方？怎樣投資？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發展三方面各自的比重有多大？都應仔細探討。

政府應有自知之明，花錢搞科技並非她之所長。政府有兩大弱點，第一是她做事講究程序，有板有眼，但容易陷入官僚主義，對市場的變化及科技的發展反應遲鈍，判斷易出錯。第二，政府官員就算英明神武，但它是一個政治實體，其決策太受各種利益及政治集團影響，試想一下，若科研撥款受制於一個酷愛拉布的立法會，其前景已不易使人樂觀。但我們也應注意到，政府有公權力，控制着最多的資源，若其權力使用得當，可以起到正面的效果。

在科技發展上，政府也曾有過不少成功的例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曼克頓計劃，直接摧生了一九四二年在芝加哥大學成功地釋放原子能，及隨後的原子彈。蘇聯一九五七年成功發射人造衞星，刺激到美國政府進行花費浩大的登月計劃。中國早年發展的原子彈及飛彈，也是政府的行為。

但我們要注意，上述項目與軍事多多少少都拉上關係，當事者不用被政客牽着鼻子走，速度可以快些，資源及人才都能集中起來，這便可能抵銷到軍事運作的一些負面影響，例如軍事任務往往有強制性，決策由上而下，對創意所需的自由思想不利。

政府作出科研投資的決策當然也有很多反面教材。四十多年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便曾慨歎，美國生產效率進步減慢，便是因為政府屢屢干預科研撥款所致。過去一年，美國的科研界與特朗普鬥爭得火熱，原因是特朗普不但要大削科研經費，而且削的方法粗糙，足以趕絕不少科研人士，嚇阻年輕人入行。

觀乎此，政府在科研上撥款，應較集中在時間性要求較低的基礎研究或部份應用研究之上，至於發展產品的部份，政府容易做多錯多，應留給市場及企業家去掌握。喬布斯、馬雲那類掌握市場脈搏及有獨特個性和眼光的人才會成功，他們根本不需要等政府去扶助。當然，香港政府也可做些拆牆鬆綁的功夫，例如促進香港與深圳的人才流動與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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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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