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系主任雷鼎鳴

如無重大意外，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應可錄得6.9%左右的增長。硬着陸沒有發生，中國GDP增長的幅度，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等於澳洲一整年的GDP。從增長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滅貧的速度與人民生活改善之快，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的現象，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認為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夠這麼快，以及她的增長是否可以持續，是當今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答案有助於啟發世界各發展中國家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已有不少這樣的國家正在複製「中國模式」，並取得很好的成績，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便是例子。這便難怪《時代雜誌》也會以「中國贏了」為封面主題。

中國人懂得居安思危

中國人是居安思危的民族，成功愈是卓越，愈是需要謹慎，不時的檢驗成功的動力及它能否維持、是永恒的責任。我的資深讀者都會知道，20多年前，當中國GDP只是今天的八分之一時，我已是中國經濟的樂觀者，至今的事實仍未能改變我這個取態。究竟她成功的秘訣是什麼？這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及不同細緻程度的分析。

從單純技術層面的角度看，增長動力不外來自勞動力的增減，資本積累的速度及生產效率或科技（即全要素生產力）進步的快慢。我們若加入一些定量分析，可發現勞動力的變化已漸趨停頓，不再是增長動力，但中國儲蓄率極高，所以資本能高速積累，中國GDP增長的動力七成以上已是靠資本積累去推動，另外的兩三成是靠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

不過，我們若再想一想，當會發現「人」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為什麼中國人民肯犧牲今天的消費而成就這麼高的儲蓄率及隨之而來的高投資？這必然與投資的平均回報率不錯有關，否則他們沒有誘因這樣做。生產效率為什麼有不錯的進步？這與人力資本或教育有莫大關係。若人人懶散，得過且過，科技及管理如何能不斷提升？因此，我相信觀察中國經濟，不能脫離對人的行為及能改變他們行為的相關制度的分析。在此問題上，已故經濟學大師奧爾遜（Mancur Olson）的理論十分有啟發性，能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中國的成功之道。

奧爾遜有數本名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國家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他的理論頗為簡單，一個成熟的國家往往阻擋不了以保護自己利益為目標的利益集團的出現，一旦它們影響力坐大，這個國家的生產效率便會日漸衰退。為什麼它們容易坐大？這是因為保護主義的得益者人數通常較少，但他們利益集中，有強大誘因在政治上施壓以求達到目的。反觀受害者，人數眾多，但每人的損失不大，所以他們並無誘因組織起來反對扭曲性的保護主義。舉個例子，美國的棉花農民是經典的利益集團，他們得到美國政府財政的大量補貼，大棉花農產出佔比例很大，所以得到的補貼也較多。

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

2010年，最大的5%的棉花農得到的補貼超過總補貼的一半，最大的1%，每個農莊每年更可得到17.5萬美元的補貼。這些補貼要納稅人承擔，公平當然談不上，但為什麼納稅人不去爭取取銷這些補貼？原因是納稅人人數眾多，平均每人只需為此多付6美元，數目太少，他們無誘因組織來去反對。反觀棉花商，他們利益集中，人數雖少，卻有絕大的動力向政府施壓。最後的結果是，這一類的保護主義在各行各業充斥，資源配置被扭曲掉，經濟增長也就被遏抑着。要注意，民主制度並不能解決這困難，可能問題還更糟，政客對強大的游說集團怎會不討好？

用上述理論推導，若要經濟開足馬力增長，便必須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而障礙正是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形成是自然的，所以每過一段時間便應想法把它們打散。中國近數十年的歷史中，有無瓦解不同利益集團的事實？顯然是有的，但不同時期效果不太一樣。

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中國政府喜歡推動政治運動，其意圖與經濟可能關係不大，但客觀上卻有打擊某些利益集團的作用。「三反五反」是較早期的政治運動，當中以反對貪污賄賂為主線，1951年底開始，有些幹部落了馬，貪污現象也受到遏制，致使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在國際上有被視為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建國初期中國的經濟及建設也確有不少成就。

不過，我相信當時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數十年的軍閥割據及戰亂的終止所帶來的相對穩定而造成，國民黨剛敗走，奧爾遜式的利益集團恐怕仍未有時間形成。其後的大躍進與文革，對經濟的直接破壞太大，人才沒被好好利用，中國經濟只能亂作一團。

事物總有兩面，文革破壞之大雖史無前例，但建國後20多年所積累起來的黨內外利益集團也同樣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常會問，若無文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會遇上大得多的阻力？八十年代當然不是風平浪靜，例如有人要搞搞「反精神污染」運動，但人心思變，都成不了氣候。反而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極為活躍百家爭鳴，例如1984年，中青年經濟精英舉行了一次「莫干山會議」便不但幫趙紫陽激活了思想，並發掘及造就了大批各領風騷的經濟人才，他們不少在今天仍身居要位，影響中國極深。使人驚訝的是，直接走上市場經濟第一線的創業家也紛紛湧現，擋也擋不住。若無八十年代建立的市場主導思想與操作基礎，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會進步得這麼快。

1989年六四後中國的改革有點迷失方向，是否繼續開放心存疑慮的人很多。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變了這局面，已經形成的改革派利用這機會大力主張繼續開放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市場，迫使中國的企業選擇了符合本身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生產模式，經濟得到強大的動力。開放政策自然也動搖不少人的利益，尤其是資本密集的國企便容易虧蝕，但他們都未能有效阻止一步步走下去的開放政策。

「中國模式」似逐漸浮現

下一步的開放來自加入世貿組織WTO。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貿易額接着大幅度上升，致使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大國。但加入WTO前，中國便先要滿足一系列條件，這反而給中央政府提供了正當的理由預先推動更多的開放改革。不能說這沒有阻力，但中國仍是幸運的，執行這些改革的是意志堅定的朱鎔基。朱的名言是「準備好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有人要與你同歸於盡，你敢不退避三舍嗎？

成功掃走了「入世」的障礙，中國經濟體制更趨自由化，這為經濟提供了極強的增長動力，今天的中國還在享用着這些改革帶來的成果。本來到了2008年5月四川地震前，改革成果已有減弱的趨勢，但國難當頭，也就顧不上進行什麼新的改革了。改革既無新的進展，後患便易出現。

前幾年說經濟有下行壓力，來源之一正有可能是因為缺乏新的改革動力。此一情況在習近平執政後又有改變。他大力反貪腐，「打虎、拍蠅、獵狐」一手抓了起來，貪腐高官聞風喪膽。貪腐的出現源自貪官手上的權力，當資源配置是依靠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時，貪腐不可能出現，因為沒有人再有誘因付錢給貪官。

我們可以看到，貪官往往是最堅決反對改革的利益集團，除非改革的某些條文走錯方向，反而給予他們更多的不利社會的權力。在反貪的過程中，也許經濟會受到暫時性的拖累，有些官員惟恐被波及，明哲保身，不做事便不會犯錯，這當然會帶來消極的影響，但長遠而言，擊散了這些利益集團，才可使經濟制度繼續優化，使增長更能持續。

從上述可知，「中國模式」似已逐漸浮現。它的主要特點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某項政策不論是政治精英深思熟慮所制訂，或是領導人拍拍腦袋而決定，又或是搜羅民間智慧而來，在推行時都強而有力，反對者望風披靡。此種權力令只顧小圈子利益的奧爾遜式利益團體面對很大的風險，不易生根，因此它們也並不能持久地拖住經濟發展的後腿。

不過，權力集中顯然會帶來另一些問題，中央政府若判斷錯誤，推動了一些根本不利經濟的政策或運動，例如文革，帶來的傷害也十分巨大，但縱使如此，文革10年浩劫過後，奧爾遜式利益集團也無多大力量，這便給鄧小平留下足夠的空間推動改革開放。

領導人選拔十分重要

假如中央權力要推動的政策合乎經濟發展規律，加上政府的執行力很強，經濟的增長會是驚人的，但奧爾遜的洞見又頗為真實，利益團體的滋生是自然而來的，每過一段時間，例如七八年，新的利益團體又有可能集結力量，需要有為的中央力量向其衝擊。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八十年代利用世界市場的競爭去迫使自己的企業提高效率，鄧小平南巡把開放政策延續下去，加入世貿前所作的改革及入世後的更直接與外國競爭，甚至是今天的反貪腐運動都因為大方向正確，而又能排除利益集團的干擾，總的來說十分成功，經濟的增長也是驚人的。在過程中有時也會走漏眼，出現錯誤，文革不用再說，加入世貿後幾年中國便實施了新的《勞動法》，此法對經濟大大不利，這也是近年經濟增長不及從前的一個因素。

由此可見，若要使增長持續，位高權重的領導人的選拔十分重要，他們必須要有卓越的判斷力與能力，自己的利益能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對他們的監管制度也要加倍地嚴格。

中國的模式與新加坡模式似乎較為接近，大家都是政治權力集中，經濟上則模擬自由市場的開放性與競爭性，但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並無誘因採納新加坡或西方社會的民主選舉。

也許從前中央決策人曾經想過可否加入西方民主選舉的某些元素，但近年西方社會及可以作為試點的香港，民粹主義肆虐，政客視公眾利益為無物，優質民主制度幾近失傳，民主在不少內地精英眼中成為反面教材，中國政治離民主選舉更是遙遠，但經濟的高速增長卻大有可能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此形勢下，經濟上的成功卻也有可能令中國的政治經濟精英重新檢閱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若有重大優點的，吸收回來也是無妨。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17年11月15日

原圖：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