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佔中」）行動早前透過嚴格的「篩選」程序，產生三個方案有「公民提名」（「公提」）的方案，並於下月舉行「電子公投」，聲稱若政府不接受由市民選出的方案，就隨時會「佔中」。「佔中」遭激進派騎劫和跟「公提」綑綁已是不爭的事實，支持「佔中」者執於「公提」，但「公提」本身根本就不合《基本法》，這點絕不可能因一小部分偏執市民一廂情願而有所改變，亦不見得在違反《基本法》的前提下，「公提」會得到主流民意支持。

「佔中」一方一直高聲叫喊要求「真普選」，要求政改符合民主，但在早前舉行的「政改方案投票日」中，自己卻進行不折不扣的篩選，本身的行為跟民主可謂完全沾不上邊。觀乎最初候選的十五個方案，已是經主事人拋出「專家標準」篩出來的產物，到了「十五揀三」的程序，則由二千五百多名「選民」投票選出，但該二千五百多人全部均須事先簽署「佔中意向書」，否則就不具投票資格。所以最終激進派可以輕易揀出三個符合自己心水的方案。

「佔中」發起人早已自認佔領行為是不合法，而他們篩選方案的程序則顯然是極盡不合理之能事，以此不合法手段威脅社會接受不合理的提名程序，即使退一萬步來說，最終可以成為事實，但選出來的特首亦不見得有何認受性可言，最終根本無法得到中央委任，其合法性亦將受到法律挑戰。

任何一個政治制度，若想要有實際可行，並且在發展進程中將風險減到最低，都必須有當地法律為基礎和依據。這個道理，在崇尚法治的香港，理應不需爭議。只有以法律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才會得到人民信服，只有當政治制度在法律賦權，再逐步優化，它亦才能擔當起促進經濟、民生向前發展的推手，而非牽制社會進步的隱患，甚至禍害。

關於「公提」，本港兩大律師組織，即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早前已先後明確指出，「公提」及「政黨提名」都「不合法」。大律師公會更強調，以任何方式強制提委會必須提名某個候選人，或以「橡皮圖章」形式確認候選人，都不符合《基本法》第45條。

香港律師會亦指，政改首要原則是任何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提委會作為一個有憲制基礎的組織，擁有提名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的實質提名權，而非名義上的權力，任何削弱或取代提名委員會憲制角色的方案，故不符合《基本法》，即是違法。

兩大本港律師組織的意見不謀而合，就連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資深大律師莫樹聯亦指出，提委會以外的，包括立法會在內的任何機構，都不可另外立例，將提委會的提名責任和酌情權全部或部分取走，令提委會名存實亡，否則，或面臨司法覆核。

香港法制為人稱道，彼亦為本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商業重鎮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作為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筆者十分關心法制對香港繁榮、穩定的積極影響，亦希望藉法制不斷鞏固，持續發展香港的經濟。換句話說，只有完善的法治制度和守法意識，香港才有資格和世界各地城市競爭；激進派死抱「公提」，固然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現，幾可肯定發生的「佔中」，更是將香港的法治和守法意識推進萬丈深淵。

中國社科院近日發表城市競爭力報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香港競爭力正不斷弱化。報告顯示，香港雖然連續十二年在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第一，但宜居城市競爭力的首位已被珠海取代，撰寫報告的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更指出，「佔中」一旦發生，將會影響本港競爭力。

事實勝於雄辯，難道大家真的甘心為了不符《基本法》的「公提」而犧牲香港福祉嗎？激進派人士明知「公提」不符《基本法》，仍堅持藉「佔中」去爭取「公提」，一意孤行讓全港市民承擔政治風險，此等行為可說是極不負責任。

政改即將進入次階段諮詢，筆者樂見政府「政改三人組」表明會將「公提」、「政黨提名」或「三軌制提名」這些違法的建議都排除在外。希望此舉可令社會聚焦討論提委會的組成和提名程序，以確保普選得以按照《基本法》，順利落實。

事實上，人大決定早已明言，提委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因此，如何為四大界別增添民主成分，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例如是否可以考慮各界別是否需要增加人數？公司票是否可轉為個人票？提委會應採用甚麼提名程序，一方面既可體現提委會唯一的提名權力、另一方面亦讓主流市民可以接受？這些都是值得研究及討論並早日尋得共識的問題。當提委會的組成拍板，社會便毋須再費神為一些近乎天馬行空的構想進行爭拗。

近日閱報得悉，就連公民黨內部亦就政改有多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而該黨主席余若薇也明確指出，民主本質就是每個人有不同意見和看法。那麼，為何公民黨就非要偏執於「佔中」、非要偏執於「公提」不可？而容不下其他合乎《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政改意見和看法呢？

包括公民黨在內的泛民人士，現在應是時候甩開激進派的羈絆，在合法合理、彼此尊重的情況下與港人一道尋求普選的共識。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普選之夢便有望在2017年達成。

原文轉載自《成報》2014年5月26日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