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資深傳媒人黃永

上星期五，由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牽頭把荔枝窩打造成客家生活文化村暨民宿的建議，城規會在列出附帶條件之下（主要是要處理好排污問題）予以通過，確實可喜可賀。該地段的歷史和生態價值俱高，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再嘗到荔枝窩已絕跡多年的荔枝，那確是港人之福。

回想起2013年秋天，其時政府初探發展郊野公園的可能性。那時候，林超英接受電台訪問時指這種想法是「思想的癌細胞」，謂一旦讓步，將來只會有更多郊野公園土地被入侵，最後結論更狠批：「諗都唔可以諗。」可說霸氣凌人。

為何「諗都唔可以諗」

教人慨嘆之處是，如果林超英願意早一點「諗諗」以民宿的方式來發展荔枝窩，港人或者今日已經可以在客家生活文化村親近大自然。

嚴格來說，荔枝窩貼近郊野公園邊陲，故從技術層面來說，林超英的民宿建議尚未碰到郊野公園，但以這種方式為林超英開脫，也實在有點多餘，畢竟荔枝窩的生態價值多年前已獲各方肯定，長久以來也有專家建議那裏應成為郊野公園一部分，只是早年因為業權問題，而並未正式納入罷了。

留意，筆者本身全力支持客家生活文化村的建議。可是，身為受眾的我們也當反省，明明「天文台長」此銜在香港是極具科學頭腦的象徵（實例是今年4月輿論拿另一位前天文台長李本瀅的網誌回應，來訕笑梁振英的「香港致廣東霧霾」論），愛用腦者，卻要其他人「諗都唔可以諗」，又有什麼道理可言？

也許，其中一種思想的癌細胞是，凡事「以Who為先」，也就是因人廢言；當天一聽到建議是來自梁振英政府，便呈現knee-jerk般的耍手擰頭反應。哪怕是到了今天，林鄭月娥已上任特首個多月，不少評論員仍然有「梁振英強迫症候群」，一星期內不提梁振英便不行，批評亦好像失去了重心和方向。

凡事應「以How為先」

另一種思想的癌細胞則可能是永遠「以What為先」，看事情的表面：一聽到任何關於「發展郊野公園」的語句，便完全排除所有可能性，自動確認不須要再思考相關問題。

然而，不少反對發展鄉郊地方的聲音，卻是源於對「發展」一詞的狹窄定義——未有想清楚所謂「發展」，不一定是建高樓大廈，也不一定是住宅；今天的林超英，不是想通了可以建民宿嗎？再拉闊「發展」的定義來思考，把郊野公園「發展」成為森林大學，以至是生態研究中心，不建平房，建樹屋，難道這樣也「諗都唔可以諗」？

至於解困新聞學，則強調「以How為先」：那樣又會怎樣定義問題呢？先以理性找出「怎樣」（即How to）在郊野公園邊陲發展，列出所有可能的模式。

若然在這個過程中所推敲的結果，是全部方式也不可接受的話，才接受沒有答案，然後便能夠從根本推翻建議。

不過，假如有某幾類「發展」有可為，兼且有利社會整體，那又為什麼要繼續反對？甚至連想想也不可以？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7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