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最大的轉變，就是香港與中國內地、特區與中央之間的進退演化，並由此浮現出四大矛盾和轉機。

回歸二十年，基於香港特殊的歷史，以及中央給予的「五十年不變」政治承諾，人們往往以「變與不變」作為主要觀察點。不過，在歷史長河中，二十年只是一個小節點，大家要放眼前看，要認真總結香港在「一國」和「兩制」獨特雙重優勢下的實踐經驗，疏理期間浮現的矛盾和轉機，以便砥礪前行、煥發新機，為香港謀劃更大的發展，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曾是中華民族因腐敗晚清而遭逢西方強權欺凌的屈辱印記，也是國家改革開放躍升繁榮豐盛的點火石。百餘年來，作為中西新舊交匯的文化碰撞點，香港發展出兼收並蓄、思想奔騰、只談經濟、迴避政爭的特有氣質。

九七回歸前夕，政治變化於香港人心中醞釀的複雜情感，促成另一波移民潮，被海外媒體解讀為所謂「香港大限」的註腳，但同時亦有更大量的港人回流，讓「香港已死」之類的悲觀論調成為笑柄。

從港英到特區，一國兩制的落實，基本上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需要中央、特區政府及港人之間互信互容，以及相互探索、衝撞、調適。這不是一帆風順的坦途，期間經歷了不少轉變折騰，中央始終秉持對港的關顧扶持，也多有挹注，讓香港屢經金融危機而不墜，司法獨立原則亦獲保存；對於特首選舉的安排更是費煞思量，在堅持一國底線之上，盡量提供「寬鬆」的空間。

然而，期間亦面對不少內外危機和困境，更出現不少合理或誤導性的質疑和批評，特別是因與國際脈動高度連結，持續受到所謂世界潮流和國際力量的牽引和連動，在政治和社會發展方面，愈益刻意要求展現有別於過往、有別於「一國」的「香港模式」，甚至不惜以「兩制」去抗衡「一國」，不惜以癱瘓經濟去實現這種政治目的。特區在回歸後持續顛簸跌宕，正是肇因於此。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回歸二十年的最大的轉變，就是香港與中國內地、特區與中央之間的進退演化，並且由此浮現出四大矛盾和轉機。

第一，從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去挑戰中央的主權地位。其中，行政長官作為特區之首並向中央負責，由其掌領的行政主導體制，以及中央對特首和問責團隊的實質任命權，這是基本法所訂定的權力，但卻一直受到香港泛民主派的質疑和批評，並被認定為一國兩制和特區高度自治是否受「干預」的指標。

其次，立法會作為特區的立法機關，所有涉及特區事務都在其立法範圍內，中央不會干預，但具備領導地位和職責。立法會無論是其議員選舉、言行政綱、就職宣誓、立法提案、辯論話題、會議規則等，一旦觸犯國家主權，違悖國家法規時，特區政府或特區法院都應依法及時處置，而若中央直接依法介入，也不屬違反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原則。但這種情況卻是屢禁難停，似在挑戰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底線。

再者，假借訴訟和司法覆核，反對派假借特區司法挑戰中央主權的做法，將香港的前途交由法院作終極裁決，自回歸至今便一直存在，會否令行政主導體制受顛覆，情況需予關注。

第二，本是額外授權的高度自治被膨脹為尚方寶劍。在基本法下的「兩制」或高度自治權力，本就是中央對香港的額外授權，並沒有所謂的剩餘權力，但有人卻反客為主地指：「除了國防外交，甚麼都是香港的。」涉及國家主權的主從關係，必須要實事求是，準確和全面認識香港政治體制設計，以及中央和香港關係並要理解其背後因由，從不理會誰的聲音大，香港還憑甚麼硬拗呢？

第三，教育缺失「製造」國家認同問題。這個問題源於英國管治香港長達一個半世紀，「洗足十代人的腦」，而「九七世代」則因中史和國民教育的疏失而從無國民身份感覺，談不上身份認同；相反，在面對個人成長和向上流機會少的壓力下，將個人怨憤倒傾在身份認同方面，這是尋求代罪羔羊的心態扭曲。

第四，回歸以來的經濟表現顯然大不如前，但是仍能保持基本繁榮，實質總體GDP二十年內增長近百分之八十八，失業率低企，外匯儲備豐足，從此等意義上來看，資本主義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尚算成功，經濟自由也保持得不錯，在世界的各種排名之中，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競爭力一直都名列前茅。不過，香港的經濟理應是可以有更佳表現的，但就是不與內共融，即使中央給予「大堂前座」優勢，但不領情就是不領情，結果是自我被邊緣化。今天，中央再給予「一帶一路」、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接受與不接受，唯憑大家的一念之間。

原本轉載自《亞洲週刊》2017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