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當英國的東印度和中國艦隊總指揮、駐華全權大臣義律決定攫取香港島作為和中國政府談判的條件。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對此甚不以為然，認為那個光禿的石頭山小島對英國價值不大。英國人根本沒有預料到，他們從中國奪去的香港，竟能發展成全球最大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到香港回歸祖國之前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香港的人均GDP甚至超過了英國。

回顧香港過百年的發展，與全球化的浪潮息息相關。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香港在西方對中國大陸的一系列封鎖政策下，擔當了中國對外貿易交流的重要視窗，貿易發展強勁。60年代後，全球化的生產模式逐漸成形，香港適逢大量技術勞工湧入，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興起，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1978年後，國家推動改革開放，香港的製造業北移，而同時服務業長足發展，建立了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招牌。不但如此，全球化還為香港帶來城市管理、專業服務以及文化上的軟實力，成為香港歷久不衰的優勢。

然而，作為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之一的香港，和美國與英國一樣，近年來也出現反對經濟開放的「本土主義」思潮，尤其在年輕人群體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其中的主要原因，其實和美國、英國等地方一樣，這些地方都在全球化中得到了很大益處，但社會上呈現了「受益不均」的狀態，積累成為了社會及經濟的深層次矛盾。就香港而言，深層次矛盾主要表現在兩點，一是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之間的矛盾，二是土地供應和房屋需求之間的矛盾。

今年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恰恰可以為香港解決產業結構、居住空間等深層次矛盾。傳統的「珠三角」概念，是以珠江下游三角洲為基礎形成的城市群，但「大灣區」更强調外向型的「海灣」概念，發揮所在區域科技創新高地、金融功能發達和交通樞紐等幾大要素的優勢，成為具有全球經濟領導作用的核心區。大灣區的發展，可為香港的發展增大容量，增添新動力，發展新興產業，拓展土地和生活空間，紓解上述的兩個矛盾。

原文轉載自《都市日報》2017年6月16日

原圖：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