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立法會就特首梁振英涉及UGL事件成立一個專責調查委員會，會議雖已改作閉門討論，但爭議和風波不斷，先有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自行引退，繼而是倡議成立該委員會的梁繼昌被指「一人三身份」；26名泛民議員亦發表聯合聲明，聲言彈劾梁振英。然而，這種「三角攻防」卻都只在旁枝末節上打滾，未曾觸及議會調查的本質、權限和角色衝突。

源於一項澳洲傳媒報道的UGL事件，在熱炒兩年多後，至今仍僅屬傳聞指控，未曾有突破性的證據，而為了延續其政治張力，就在梁振英可能競逐連任之前，泛民議員趕緊以呈請形式通過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雖然梁振英已放棄連任，有關委員會亦在建制派主導下「行禮如儀」，但在「文件門」事件下驟生逆變，涉事的周浩鼎被迫引退，空缺將於下月初補選，建制派預計可續持大局。不過，特首近日接連發功，劍指曾指他漏稅的「報案人」，又是相關調查委員會的「主控官」和「陪審員」的梁繼昌，理由就是「一人三身份」，角色重疊兼角色衝突。

有報章社評指出：「平心而論，當事人千方百計保護自己可說無可厚非，事實上梁繼昌的而且確有角色重疊之嫌。打個譬喻，某甲投訴某乙行為不當，某甲實在不應該參與調查甚至審判，而某乙認為個別陪審員（即是某甲）對自己有偏見，要求法官撤換陪審員亦是人之常情。」

追查事實真相只是表面文章

公開調查是其中一種對管治危機的處理手法，但在實踐上則有三種不同形式，亦有各自的權限。第一是司法調查，目的是借助法官獨立超然的身份和司法程序中的自然公正原則，在政府管治出現危機時重拾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爭取快速將爭議性的政治問題降溫和非政治化。第二是行政調查，即由行政部門成立調查小組，但予人一種安撫的感覺，存在一定的封閉性並難免會受質疑。第三則是議會調查，由於議員代表着社會上不同利益團體，由其負責進行的準司法聆訊，很容易將黨派政治混入調查過程中，造成先入為主的民意審判後果，讓爭議進一步激化，甚至失焦失控。

其實，議會要實現其立法、監督、民意表達和政治折衷的功能，依賴調查和搜集資料的職權突圍，是慣常的做法；但議會的調查權則不僅在於輔助立法、監督行政和通知大眾的功能，更是借助取得必要的資訊，了解行政運作乃至失誤的內情，進行政治宣傳渲染。但須注意，立法會的調查權並非基本法明文規定，而其所追究的往往亦是政治責任而不是法律責任，因而需要關切其權限和隱存的角色衝突，以防調查權被濫用，三權關係被扭曲，並且危害基本法所確立的「權力制衡」，衝擊香港的憲制和社會穩定。

須再補充，過往的議會調查，追查事實真相只是表面文章，無論是研訊過程還是最終結論，既欠規則準繩，更充斥着帶有主觀意見、個人推斷，甚至假設性猜疑的內容，而由於立法會聆訊通常能吸引大批傳媒報道和網上追隨fans，致使部分議員加把勁地諸多刁難，以求收宣傳之效。當中的黑白混淆、是非扭曲，令人神傷！難道「叮人」叫公義，自保也是叫公義？法理呢？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 2017年0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