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殖民香港年代,港英政府對港人極大不信任,對港政策來自英國本土;高級官員來自英國本土,負責決策,政府裏的香港人只負責執行,以香港人為主體的公務員,被訓練出高效的執行力,並以此為豪。
當97年7月1日,中國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香港公務員角色由執行者瞬間擴權,集政策制訂、決策和執行三者為一身。
公務員體制原始過渡,原體制內缺乏政策研究和制訂部門。如果需要政策,怎麼辦?
有言道,香港是「顧問治港」,即政府需要甚麼政策或方案,就找顧問公司,該等企業很多由國際顧問公司壟斷。香港政府長期依賴顧問公司提供政策方案,對公務員來說既方便,又省心力。
顧問公司人員會運用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加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政府部門規定限期內,提供漂亮的政策報告或建議方案。這些顧問公司或外國專家有多少真正了解香港輿情民意?真正長期跟進和研究香港相關政策?若一家方案不行,推倒再來,另找一家。「如何改善香港醫療衞生制度融資和服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理論上,智庫和大專院校是培養政策制訂人才的重要場所,可長期研究和跟進不同政策,適時為政府制訂政策和施政的關鍵支撐。回歸前,英國政府刻意弱化香港人在這方面能力,有其奴化管治香港政治目的。自然而然,香港缺乏政策研究和制訂人才,和缺乏熟悉政策治港人才。
所謂管治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回應不了港人訴求。很多司局級高官缺乏對相關部門政策認識和研究,都是上任後才真正去了解政府運作和接觸相關政策,但市民對這些高官的期望是「立即上手」。
回歸20年了,特區政府若依然不重視,不着力推動智庫和大專院校培養政策研究和制訂人才,那就是管治短視了。我們絕不苛責公務員,是因頂層設計的不足,是至今香港缺乏培養治港人才政策和制度的配合,是社會缺乏對智庫和大專院校的重視!
筆者在2001年與志同道合同齡友人成立「城市智庫」,是香港第一個以「智庫」命名的智囊團體,並不因我們(個人或團體)已具「智庫」的實力,我們乃爭取「不自量力」,號稱「智庫」,喚醒香港各界重視「智庫」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作用。
我們深信,香港回歸祖國後,在「一國兩制」下,要成功實現「港人治港」,就必須發揮「智庫」的重要作用。
原文轉載自《都市日報》2017年5月9日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