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一個華僑家庭，出生於法屬時代的越南。父親從商，在湄公河支流一個名叫「鳳合市」的偏遠小鎮經營穀物生意。日本佔領印支半島時我還很小，不懂事。六歲時，父親帶領我們一家離開這個小鎮，聽說是由於反殖民遊擊隊四處搗亂，不但生意受到影響，人身安全也保障不了。父親曾苦撐多年，終於放棄他自己一手建立的基業。

我們遷到當年的西貢，在堤岸定居，一切必須從頭開始。父親繼續幹他熟識的老本行，但精壯之年已過，而且缺少資金，幸好有兒女幫忙，艱苦經營，勉強站穩腳步。我開始上小學，在一家平民義學(校名也忘了)接受啟蒙教育。一年後轉到另一家規模較大和師資較好的「新會學校」，完成小學課程。

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戰敗，撤離越南，我剛升初中，進入「知用中學」就讀，課程仍以中文為主。越南在法國退出後一分為二，北方由胡志明領導之共產黨統治，南方由吳廷琰成立民主共和政府，受到美國支持。南越政府開始排華，推行越化案，強迫華僑入籍，否則禁止他們做某類生意；華校必須增加越語課程，華僑子弟必須當兵。華裔學生為此開始尋求出路，秘密出走成為風氣，前往中國大陸或台灣升學。越南政府設下很多限制，但仍無法冷卻這股「回歸」潮。我便在1958年和年長四歲的哥哥離家，前往廣州升學。由於不能適應當時的環境，幾經周折，最後流落在舉目無親的香港。

當年，除了越南僑生之外，印尼僑生也因當地政府排華而返回中國大陸，不過受不住共產黨推行的政策，紛紛走回頭路，但障礙重重，不少和我們一樣都滯留在香港。

香港當時的移民政策執行得比較寬鬆，對華僑入境網開一面，我們很容易便取得身分證，不過仍期望越南情況會改善，或許會歡迎我們回歸與家庭重聚。結果事與願違，一下子便在那裡度過了我的大半生，直到1995年移居加拿大。雖然離開了香港二十多年，仍念念不忘這個老家。

香港充滿機會，使我能夠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在這裡扎根，實現我的「香港夢」。我中學未讀完便出來做事，由最低級文員開始，當過簿記員、會計助理，會計主任，但發覺埋頭埋腦幹的數字工作與我的興趣不合，因此中途轉行，當起推銷員來，從此按部就班，以業績搏取升職，最後成為一家英國公司(Staflex Texifused Ltd.)的總經理，兼任營業經理。我在製衣配料市場開始建立起個人的聲望，等待更好的機會來臨。

1964年，我首次代表「吉列刀片公司」到日本橫濱公幹，1968年代表吉列(Gillette)到印尼巴里島參加財務會議，1970年被吉列遣送到倫敦和波士頓受訓，首次搭乘飛機環繞世界一週，當時我只有二十八歲。吉列對我賦予厚望，但一年後我便離開，轉行做推銷員，將已定之計劃付諸實施。

我生性外向，喜歡和人交往，不恥下問；只要能力許可，也樂意助人。十五歲離家，在外漂流，養成冒險精神，也學會處理危機，遇到挫折，不會失去信心，一試再試。我三十六歲那年，是事業旅程的大突破。加拿大杜明紡織公司(Dominion Textile)向我招手，以非常優厚的條件聘請我擔任亞洲地區的總經理，我欣然接受。原來亞洲分公司(DHJ Industries)連年虧蝕，必須重組。我上任後實行大刀闊斧，開源節流，五年後開始轉虧為盈，從此我受到賞識，成為公司的亞洲區總栽，服務了十八年，直至退休為止。

我雖然早年失學，但我從未停止過學習，離開學校之後還到大學的成人班上課，或參加一些專業課程。學習早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豐富我的人生經歷。我參加過不同的專業考試，拿到不少文憑，但都收藏起來，只當作為學習的紀錄。我工餘的愛好是：彈吉他、閱讀、寫作，打網球，十年如一日，沒有改變；退休後曾參加志願工作，擔任多倫多華人社會服務協會(簡稱多華會TCCSA)的理事及主席，協助新移民融入加拿大社會。近年加入了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擔任秘書，為會員服務；幾年前也加入了安省中英翻譯學會，擔任理事，三年前被推舉為會長。

我五十三歲那年便退休，在多倫多定居。以前為了公務曾周遊列國，但都是來去匆匆。如今出外旅遊心情輕鬆多了，流連忘返，並把旅遊經歷記錄下來，在報章和雜誌發表。除遊記之外，我也寫一些政治論文，生活趣聞，人生百態，醫學常識、海外華裔社會動態等等。我是多倫多《星星生活週刊》的長期專欄作家，發表過數百篇文章。香港發生「佔中」那段日子，我開始加入《港人講地》網站，為沉默的大多數發聲。《星島日報》、《成報》、《信報》、《文匯報》、《加拿大商報》等報章都曾經轉載我的文章。我一直使用真名實姓發表，表示對我的言論負責。

我六歲以前只會說越南方言，如今已忘得一乾二淨。我對越南始終培養不出歸屬感，一廂情願要做個中國人。妻子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日治時代出生，母親早逝，父親未盡父職，使她終生遺憾。我們早婚，曾經是被人恥笑的對象；婚禮在香港婚姻註冊署舉行，只有証婚人參加儀式，禮成吃頓便飯便算，比今天的「裸婚」還不如。因為嘗過被人奚落和鄙視的經歷，我倆鍛鍊成鋼鐵一般的意志，互相扶持，排除萬難，倒下來再站起來。我倆也志同道合，喜歡學習，以開放的態度接受新事物。

我對早年失學仍耿耿於懷，一直尋求補救之道。我喜歡以白手興家的人做榜樣，向他們學習。我也仰慕有學問及有才華的人，喜歡與他們結交，從中學習，增廣見聞，提升個人修養。去年有幸經朋友介紹認識了王應立(Grant Wong)先生，一個飽學之士，也是個事業有成之人。王兄喜歡研究歷史，博覽群書，見解精闢。他雖然離開香港超越半個世紀，但仍心懷故里，關心香港事，也關心中國事。他修業於香港著名學府，中學畢業後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攻讀機械工程，還修讀工商管理碩士文憑課程。畢業後投入本科工作，在同一機構服務了四十三年，功成身退，完成了他的「美國夢」。

很多美籍華人在美國生活多年之後，受到政治的宣傳，耳濡目染，盲目崇美，唯美國馬首是瞻，失去客觀分析的能力。王應立沒有這個毛病，始終保持頭腦清醒，目光如炬。他看了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那本歷史著作《史迪威及其中國經驗1911-1945》之後，發覺內容失實，資料錯漏百出，觀點偏差誤導，動機可疑，必須嚴正指出其謬誤之處，以正視聽。王兄花了不少時間查證資料，提出反証，並動筆詳列紙上，與關心世事和中國事的朋友分享。我有幸成為他的讀者之一，當原稿收到後便先睹為快，一氣呵成讀完這本大作，心情亦隨著作者的感受而起落。

王應立的國學修養其實很高，曾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那是一項洋洋灑灑六百頁的巨大工程。他本來打算自己動手將這本新作的英文原稿翻譯成中文。但由於百事纏身，所以由我代勞。我毫不猶豫便答應了，只想不會令他失望。去年八月他曾親身來到多倫多與我討論這件事，我便立即動工。九月中我到三藩市回訪他，再商討其他細則，如版權，付印程序，推廣策略等等。我每天都將譯稿送他複核，以求達到他的要求。全書大約二十萬字，我花了半年時間才初步完成譯稿，現正重新整理一下。在過去的六個月，我的好友姚昉先生曾經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並為我的文字潤飾；作協文友思華兄、陳鎮鴻先生和孫白梅大姐不斷給予鼓勵及為我指出錯字；還有其他海外文友如黃寶芝女士和榮惠倫兄也為我更正錯字。他們功不可沒，我永遠感激不盡。除此之外，香港之「港人講地」網站一直圖文並茂將拙作上載，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美西僑報」也答應提供寶貴的版面刊登此文。我順此向他們兩家致謝。

曾經有朋友問我翻譯這本書有什麼目的，我說有，但絕對不是為了求名或牟利。作者和我都不持有任何政治立場也不會為某個集團效勞。王應立是專業機械工程師，我是打工一族曾為商業機構牟利。我們都已從工作單位上退下，早已過古稀之年，從保守點估計也可算是衣食無憂。著書立說非屬我們的專長，付印後仍不知這本書有沒有銷路。不過，縱使賠本也志在必行，因為感覺做這件事很有意義，可還歷史及中國人一點公道。假設出版後，這本著作能帶來一點收益，我們會將全數撥入王應立已設立的助學基金，使一些窮學生受惠。

2017年3月5日 黃啟樟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