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為就前行政長官的案件審理和宣判，讓公眾關心留意到公職人員的利益申報制度，而其中也有不少對這制度存在誤解。個人作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也需要遵從相關的利益申報制度作出申報，所以有一定的親身經驗，在此不妨分享一下對這種利益申報制度的一些理解和體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的利益申報制度，是經過長時間發展而來，並且逐步完善。對於公職人員而言，會根據其工作和責任性質而特別設計，並不是一式申報而適用於所有公職人員。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以及法定和其他諮詢架構成員，其申報內容都不一樣。

一般而言，這種申報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是預先的書面申報，就是公職人員在到任之始作一全面申報，之後定期，例如每一年度再作一次過的申報，而其間遇到在申報範圍內容有重要改動時，也需在指定期間內更新和補充。而部分重要公職人員的利益申報也會在網上公開，讓公眾知悉。對公眾而言，這是增加政府以及重要公職人員的透明度；而對政府內部而言，這也是防止公職人員在履行公職時的利益衝突，成為機制內的一個安全閥和保險掣，提醒公職人員以及其相關機構及人員，哪一個範圍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當公職人員在履行其職務時，他個人察覺又或者被提示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時，他必須馬上進行口頭的申報；如果是嚴重的衝突，他甚至需要避席不參與事件的討論和決定。如果在事前的書面申報內已經有清楚和明確的顯示，當事人連相關文件也不會領取，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安全閥和保險掣的作用。如果利益不是嚴重，那作口頭申報之後，仍然可以參與討論和決策，但要讓所有參與人士知悉，當事人是在這種利益背景下討論和作出決定。

公職人員的利益申報，只是防止利益衝突，而不是一份身家財產的申報清單。以行政會議成員為例，申報分為六大項，例如受薪董事職位、受薪工作、因行政會議成員身分而引致的利益、房地產、擁有超過1%股份的公司和公眾理解為需申報的機構成員身分等。

這種申報的設計，其實就是針對行會成員工作性質而定；不在這申報範圍的資產，例如手上持有的現金、不足1%的公司股票、古董及名貴首飾收藏都不必申報。而一些僱員和僱主之間形形色色的僱傭安排，例如退休金、花紅、認股權證、離職協議、禁止競爭或不挖角的補償等，都不是在書面申報範圍，一概不必申報。

這種申報制度，是長時間以來發展出來的一種制度，是對同一身分公職人員量度的一把「尺」，大家都是用這一把「尺」！公眾期望也許有所不同，但不能用他們自己認為合用的那一把「尺」去取代現行申報制度的那一把「尺」。

要兼顧平衡和可操作性

這把「尺」的訂立，是需要考慮到許多實際的問題，例如平衡私隱保護和制度的可操作性。香港重視男女平等，而香港女性普遍有其工作和事業，公職人員配偶的利益如何申報，也需要詳細考慮。雖然是夫婦，但丈夫或妻子也未必知悉其另外一半的確實薪金，更遑論其個人投資以及個人的社交活動。所以公職人員其配偶和子女真實的利益，也是有一定的局限，一些要報，一些不必，就是要兼顧到平衡和可操作性。

在可操作的層面而言，起碼還可以包括兩方面，就以公職人員的個人利益申報，也是針對那些「重大而直接」的利益，否則無限引述，那就沒完沒了，無法操作，也失去其申報的意義。例如身為銀行的董事，他們只能申報其銀行及其屬下相關，例如保險、投資等業務。至於跟銀行有往來的客戶，那是成千上萬，申報無從！所以「重大而直接」，是利益申報的一個最重要原則。

第二，是必須按公職人員自己所知而申報。一個人所知的事情有限，如果某人在大機構服務，部門和業務眾多，而不同部門也需保護商業機密，當事人未必能一一掌握，那就只能按其所知而申報。一些人士的家族繁衍親屬眾多，很難一一深究；至於一些雖屬至親，但少有往來的也屢見不鮮，那就只能按其所知而申報。

所以現時公職人員的利益申報制度，不是無所不包的個人財產、行為、活動的審核報告，也不是按公職人員個人喜歡又或者按公眾人士個別要求而申報，而是按照一直發展下來的既定標準要求而申報。當事人在申報時，也只需按其所知「重大而直接」的利益作出申報。只有在這個框架和範圍之下，這種行之有效的申報制度才可以運作順暢，在防止利益衝突的機制上發揮正面而積極的作用。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7年03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