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最關鍵的矛盾是民主派要依足英美選舉的完全自由制度，但中央最擔心的是會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這矛盾如不能解決，普選就無法實現，最後全港市民都是輸家！

特區政制改革，市民在考量具體方案時，必須明白一個重要前提：香港並非獨立國家，而是中國的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換句話說，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相信香港市民非常理解，雖然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口，整個社會面對著房屋、教育、醫療，以及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磨擦等亟待解決的難題，管治尚如此困難；若然我們將目光放遠，整個中國共有超過七百個與香港地域面積人口差不多的城市，加上有更多更遼闊的村落，管治如此大國的艱巨程度難以想象。追溯過去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理應肯定，中國的確也在這哺育十三億人口的土地上，大幅提高人民生活質素，而其中一個成功因素就是盡量保持政治及社會穩定，才能有效發展經濟。

假設香港是獨立的國家，我想沒有人會質疑香港可以選擇一個絕對自由度的選舉模式。然而事實歸事實，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只是她七百多個城市中的一個，中央政府不可能任由香港人選出一個類似台灣陳水扁這樣的人物為特首，事事跟中央對著幹。我們在探討政改或選舉時，必須坦然面對和認識中央的顧慮，因為中央政府擔負着管治整個中國十三億人口的責任。

斯諾登事件證外國干預

斯諾登事件證明，美英等西方國家的情報部份早在各國潛伏，我們亦驚覺，香港確實存在不少活躍的外國勢力。甚至，一些本地政黨和傳媒，可能已被外國勢力所控制。在西方國家現正部署「圍堵中國」的政治形勢，中國理所當然會盡全力杜絕一切外國勢力干預，在1959年新加坡第一次直選時，就發現美國政府向其中一位競選議會人氏提供一百萬坡元，以對抗他的共產黨對手。前車可鑑，北京勢必不會容忍一個與西方政治勢力親近，並且與北京對抗的人成為香港的特首。

十八大之後，筆者出席一個在湖南詔山舉行的學者論壇，很多內地學者在論壇上肯定了中國社會需要進行政治改革。筆者亦相信，整個中國也渴望民主，而非單單香港如此。但像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要進行政制改革，就必須謹慎對待當中每一環節，而其實中國的政改已悄然推進，一些鄉鎮已被允許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自己的地方代表。

若實普選　做好試點

我們常常聽到諸如「建立民主中國」這樣的口號，筆者認為，香港可以貢獻中國民主發展的是：「落實普選，做好試點」，為內地其他城市提供「可以平穩而順利地進行選舉」的參考。我們亦應該認清自身使命，因為一旦我們成功實踐普選，中央看到香港成功的例子，將來在上海或深圳設計一個民主的選舉制度亦非不可能。

其實民主進程並不一定（或者說幾乎不可能）由一個「所謂完美」的選舉模式起步，反而應「循序漸進」，一步一步落實和完善選舉制度。任何激進的措施都可能增加犯錯的可能，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和多民族的國家，民主進程中的任何錯誤，都可能引致不可挽回的毀滅性打擊，打破穩定局面。

筆者去過多個內地城市，曾有機會與一些地方官員交流，不少官員私下慨歎，與他們的城市相比，中央對香港實在太好，但香港人似乎並不領情，更不停抱怨。筆者希望市民清醒一點，香港若想有民主，絕對需要爭取中央以及其他內地城市支持，換言之，香港要獲得民主，就不能失去其他城市的同情和背書。香港要做的，是對中央和其他城市秉持尊敬的態度，並保持自己與其他內地城市相比的優勢。

尊重他人觀點　實現真正民主

香港人或者應該自省，香港是否眞正已具備了向民主社會邁進的條件。真正的民主精神是，人們應該尊重他人的不同觀點，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我可以不認同你，但我絕對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回頭看看爭拗不斷的香港，我們果真能自詡大部份人都能堅守上述原則嗎？如果不能，就算讓我們走到直選，選出的行政長官又獲得了51%的選票，大家又真的有信心，保證剩下的49%選民會尊重這個選舉結果，並不會做出類似現時反對派政黨所做的激進劣行？泰國、埃及和烏克蘭殷鑑不遠，難道那些血腥的暴亂不足以讓我們引起警惕，好好反省？

綜上，筆者有以下四點建議：

1. 只要泛民接受提名委員會有最終提名權，選出2 - 4名候選人給全港市民一人一票，其他問題都容易解決；
2. 加強提委會認受性，考慮讓市民自行選擇，成為提委會四大界別中其中一組的選民，這等於提委會是由全港市民選出來；
3. 提委會在選出最後候選人之前，可考慮公聽會，加強制度的透明度；
4. 中央承諾在實行兩屆選舉後再作檢討。

筆者相信，大多數香港市民都希望在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終於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即使那時的制度並非他們最理想的。大家大可視2017選舉為「上車盤」，而非終極方案，十年後再檢討。筆者希望，泛民可以充分理解香港市民的真正意願及香港人的歷史使命，千萬不可採取一拍兩散的態度！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2013年12月27日，此版本乃作者原文

圖：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