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左派看香港近年面對的管治問題
從文化左派看香港近年面對的管治問題

本文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王卓祺

前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往往我們透過橫比,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特朗普崛起使一本1998年出版、由哲學教授羅蒂(Richard Rorty)撰寫的書《成就我國》(Achieving Our Country)重新引發關注。原來約20年前羅蒂已經預言:當美國社會的文化左派對公義和民生缺乏關懷,飽受忽略的工人和低下階層遲早會起來反抗,是一名反精英、反建制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為他們出頭;到時,美國的民主政治將被獨裁政治和強人政治取代。

認識文化左派可以幫助了解香港今天面對的管治核心問題——近年冒起一股政治力量的破壞作用。本屆政府透過民生工程、扶貧及土地房屋政策,維護工人和低下階層的利益,反而處處受制於似乎是本地類似文化左派的制約。本文的目的就是透過了解文化左派,是否香港有其同類,或以它某些特質行事,追求普世價值,但對工人及低下階層缺乏同情,最終如美國般導致威權主義的回朝。

特朗普崛起與歐美文化左派的關係

根據《紐約時報》作者洗莉亞(Jennifer Senior)的理解,羅蒂分析美國文化左派崛起的背景是在上世紀60年代,部分左派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基於對越戰的失望及美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無可救藥,因而從改革推動者轉變為消極的觀望者。這種政治取態的結果是政治改革及經濟公義的關注由文化及身分政治所取代。這表示社會運動已經脫離經濟基礎,正如美國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分析文化左派的本質,「僅僅是文化」(merely cultural),模糊了物質與文化生活的分野。

羅蒂另一個分析卻可以與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國際分工對接起來。羅蒂認為全球化經濟對大都會上層階級十分有好處。這些居住於大都會的人士缺乏社區精神,與20世紀初美國大資本家一樣缺乏對工人的同情。知識分子同樣好不了多少,他們隔絕於全球化的影響,同樣沒有想及白種工人階級的焦慮。

這分析有今天的政治現實意義。美國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自農村地區及小城鎮,加上飽受全球化國家分工衝擊的「鏽帶」——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過去幾屆都是民主黨的支持州份)。英國脫歐的主要支持者是農村、小城鎮以及倫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就算在法國,不少父祖輩支持共產黨、社會黨的工人階級轉投極右政黨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線」。

從歐美選舉結果的階級及城鄉分佈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未能代表傳統工人利益。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美國民主黨變成玩弄身分政治的政黨,是關注女性、非裔及西班牙裔美國人、環保主義者及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者)的政黨,它不再關心經濟問題。這個講法當然有點言過其詞。

弔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分工造就持續的經濟繁榮及物質富裕,住在歐美大城市的自由職業者——教師、律師、醫生、記者、社工——就算受到中產階級萎縮的影響,亦鍾情後現代主義價值觀。當然,他們不少的職業位置亦隔離於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還有,金融服務業更是徹頭徹尾的得益者。因此,歐美湧出文化左派一點也不出奇,他們基本上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受惠者。弔詭只是「左派」(崇尚平等)的稱呼,但沒有傳統左派對工人及低下階層的同情。

文化左派到弱智自由派

一般來說,左派是進步,右派是保守。在香港,「左派」有親中的特殊政治含義。本文談文化左派的特質是指它脫離經濟及客觀基礎追求平等的一面。西方文化左派在富裕社會的前提下,才有條件傾向政治正確的所謂普世價值,不大考慮現實的種種限制。

正如巴特勒所言,「僅僅是文化」,這即是文化左派的第一個本質。在富裕社會追求「僅僅是文化」後果是危險的,會走向脫離物質基礎的虛擬世界,這是腐敗墮落的表徵。中國宋朝物質文明造就燦爛的文化,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就說過宋朝是最適宜人類生活的朝代。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亦認為中國文明「造極於趙宋之世」。但宋朝是一個腐敗積弱的朝代。北宋兩個皇帝當了俘虜,還有皇后皇妃被擄為奴為娼,所謂「靖康之恥」。從宋朝燦爛文明的頂峰看到事物矛盾的另一面,即純粹追求偏執於一方的喜好是十分危險。

文化左派的另一個本質是文化導向的左派,而左派操作上是平等價值的追求。在脫離客觀限制之下,文化左派容易將平等價值無限擴大,而非尋求價值與現實之間的某種妥協。因此有評論認為文化左派拋開傳統左派的物質貧窮及不平等,追求社會心理及個人的身分認同政治。

筆者舉一些美國泛政治正確的引語,有相當高的娛樂性:「我建議每次去廁所應該限制用幾多片廁紙」、「除非每個人都成功便沒有人能夠成功」、「『黑色星期五』的講法是否有點種族主義呢?」、「若刪除兇殺案,華盛頓特區其實有很低的罪案率」、「我們要避開問題,因為當我們有問題,我們便會有麻煩」、「我們要先通過法案才能找出它是什麼事」。

上述的引語並非來自泛泛之輩,都是社會及政治精英。因此,部分文化左派又被戲稱為「弱智自由派」(libtard, liberal retarded或retarded liberal)。「弱智自由派」,「libtard」粵話俗稱為「自由撻」或「自由白癡」亦可,它就是文化左派兩個本質相互影響產生的結果。根據網上的一個定義,「自由撻」指生活於一個虛擬世界,不會實事求是地處理生活發生的事,即俗稱「堅離地」(極端脫離現實)之輩而不自覺。在美國的背景,文化左派與「自由撻」有十分多相似之處。

香港管治問題:港獨及房屋問題為例

將近年香港面對的眾多管治問題化繁為簡,可以歸納為兩項:港獨及房屋問題。

港獨的冒起與政改失敗相關。有一小撮追求民主發展的東西脫離香港一國兩制的現實框架,要求一步到位的所謂真普選。他們不接受8.31政改框架,要一人一票選特首,不要「袋住先」。在失望之餘,便走上港獨「堅離地」之途。這使人想起洗莉亞描繪美國文化左派冒起的背景。在幾名「明獨暗獨」的港獨分子選上立法會議員後做出宣誓鬧劇,結果引致中央政府釋法,這些港獨的一鱗半爪事實大家都耳熟能詳。

房屋問題是挺複雜,但土地供應不足是關鍵因素。但自2000年中期開始,香港便冒出一批本土派分子,以環保為己任。環保是現代物質文明追求的目標,筆者亦是環保支持者;弔詭的是,有一小撮環保分子有着「自由撻」的特質,就是「堅離地」地追求不符實際的目標。例如「向郊野公園要地就是思想的癌細胞」,完全不具體分析是否所有郊野公園的土地都值得保留;又居然有人建議把沙田的小區一半用地作農業使用,認為可提供一半蔬菜自給率;還有人要推動鄉郊復興,不要高樓大廈,但要光纖寬頻。這些似乎是美國「自由撻」本地的代表作,孤立來看是值得支持,但當結合香港可開發土地嚴重不足的限制,以至住屋問題對低下階層的影響(如劏房及「棺材房」的辛酸),便是「堅離地」及實際拖慢土地發展、助長香港高樓價!

歸根結柢,結合上文分析西方文化左派及「自由撻」的現象,本地類似文化左派模糊了物質與文化生活的分野。它是香港富裕經濟體的產品,也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得益者,主要是自由職業的專業人士,不愁衣食。但它對經濟議題沒有興趣及對低下階層缺乏同情,它同樣是追求個人身分認同,最重要是政治正確,因此出現了一些「堅離地」、有點弱智的言論。

我們不可將所有環保人士都歸類為文化左派或「自由撻」。我們要具體分析,不要從理論到理論。一小撮港獨及環保分子的「自由撻」表現,亦出現在近年反對派勢力甚至泛民主派的言行上。政改一役便是一個好例證。8.31政改框架,回頭一看,假設今天有兩名建制派人士競爭特首大位,亦大有可能會出現中央政府不信任者取勝。即是說,有些反對派及泛民主派人士是活在自己的虛擬世界,無視現實的複雜及它的可塑造性。

總結

比較研究的最大挑戰是找到具體地域/個案與理論/普遍現象的異同。若西方文化左派及「自由撻」特質「僅僅是文化」,他們便與香港一些新興政治力量如一小撮打着本土、環保、政治民主分子有幾分相似。不過,我們要排除右翼團體,就算它們表面上爭取自由民主,亦不能包括傳統泛民老一輩。這股新冒起的政治力量人數不多,但勝在論述有欺騙性。還有一個弔詭:環保是本土,但本質是右派,若加上排外,更不符「文化左派」的稱呼。

本文最後還是找不到一個本土文化左派,但是透過橫比,還是突出一些本地類似西方文化左派及「自由撻」分子的虛偽本質。這類分子在一個富裕社會講環保等後現代價值,更充滿欺騙性。因為他們實際是為滿足一己「僅僅是文化」的虛榮心,根本對活生生、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低下階層缺乏同情心。即是說,這一小撮人自以為是,但客觀上是做壞事。參考宋朝「僅僅是文化」的燦爛文明就是腐敗墮落的表徵,文化左派現象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因此,我們要揭露它偽善的一面,對社會才負責任。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7年1月20日

原圖: 鳳凰網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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