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輕人到底怎麼了”是近來一個熱門話題。香港15-29歲的年輕人有近130萬，再伸延到39歲就有220多萬，給這一龐大群體找出單一心態或者屬性，固然不易。

但如果籠統歸納出一些特質，例如自我、反叛、挑戰權威，那又似乎和過去世代的年輕人並無很大差異。再把現今世代的一些新元素，例如互聯網、平權、教育普及等加進去，新一代年輕人又有其特質，但香港年輕一代和其他大城市的年輕人，也似乎是相似遠大於差異。

經過20多年的全球化、自由化，全世界貧富趨向兩極。年輕一代是後來者，無論是爭取工作職位還是資產擁有，都是處於被動吃虧的處境，這已經不只是以前世代中的價值之爭，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其他大城市都出現這現象，香港自無例外。

在香港處境最無奈的年輕人，是住在出租公營房屋的第二代。尤其是接受過大專教育的畢業生，是對未來有較高期望的一群。出租公營房屋不是私產，住戶只能享受到租金減免，但卻無法享受經濟成長帶來房產升值。

香港有超過三成家庭住在出租公營房屋，而香港房產升值速度在全球前列。有樓與無樓，已不只是居住問題，而是資產問題。在公屋成長、沒有祖蔭的一個大學生，終其一生，平均總收入可能不及一個生于中產家庭、父母親留下的香港港島小區一個中型住宅單位的價值。至於那些還沒住進公營房屋的家庭，他們花在私營出租房屋上的租金已占去收入的四五成。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連基本生活質量都很難保證，資產升值更是奢望。

價值分歧和利益矛盾令全球國家的年輕人都出現躁動不安。年輕人將矛頭指向建制，由此構成政治不穩定因素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美國大選特朗普勝出、英國“脫歐”、法國總統連番連任失敗等。香港近年出現的所謂自決和“港獨”的問題也在其列。

香港一些人提出的自決甚至獨立的要求，顯然不是出路。但我們不能消極以對，更不可以“全世界都有問題”為借口對青年人問題視而不見，習以為常。

從積極方面著手，就是以“一國兩制”的獨特安排，以中國內地的廣大市場腹地和多樣化發展，來舒緩甚至解決香港青年人向上流動困難的問題。

但不幸的是，筆者曾求證于香港不少大企業的人事部門主管，得知本地年輕員工大都不願意長時間派駐內地或外國。

這種內向的成因究竟為何，尚沒有完整答案，但這確實使得“一國兩制”效果未達預期，甚至讓部分反建制情緒向中央伸延。再加上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政治利益煽動，這個全球躁動之源就演化為“港獨”的政治怪物。

原文轉載自《環球時報》 201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