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作：王應立，中文翻譯：黃啟樟

史迪威在二十世紀“沸騰”的年代返回美國家鄉，雖然對軍旅生涯感到失望，他仍在1923-24年重返班寕堡（Ft. benning）陸軍步兵學校進修，然後在1925-26年轉到萊文沃斯堡（Ft. Leavenworth）總參謀學校深造，與比他年幼十歲的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同窗。史迪威極力爭取到天津（Tientsin）擔任第十五步兵團的指揮（battalion commender），於是在1926年8月20日攜同家眷重返中國。這段時期的中國正陷入軍閥割據的亂象，由孫逸仙擔任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臨時總統，但孤立無援。形勢岌岌可危。孫向西方國家求援，但英國和美國都充耳不聞，沒有伸出援手。他轉向蘇聯，得到對方支援並遣派鮑羅廷（Michael Borodin）及加倫（Galen）兩人前往中國擔任顧問。孫逸仙認為國民黨必須擁有一支強大及忠誠的軍隊作後盾才可穩定江山，將計劃付諸實施。蓋倫帶領了一個三十人的蘇聯軍事教官團隊，協助他在1924年在廣州近郊成立了黃埔軍校（Whampoa Military Academy），委任蔣介石做校長，周恩來（Zhou Enlai）和其他共產黨人負責政治培訓。

在1923年孫逸仙遣送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人到蘇聯接受培訓，作為交換學員計劃之一。塔奇曼或許不知道蔣介石曾接觸過過馬克思（Marx）理論，列寧（Lenin）思想及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他在九月二日到達蘇聯，停留至十一月二十九日才離開。他盛讚紅軍，曾參與檢閱紅軍第104軍團，視察蘇聯製造的武器，訪問彼得格勒（Petrograd），遊覽當地的皇宮及海軍基地，觀賞在莫斯科舉行的閱兵典禮及芭蕾舞表演，暢遊克里姆林宮（Kremlin），人民公社及工廠。斯大林對蔣介石另眼相看，讚美他是個能幹的青年將領。蘇聯曾向蔣介石提出讓蒙古獨立的主張，但遭到反對。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剛逢雙十國慶日，於是和其他國人聯手慶祝。蔣介石批評蘇聯政府歧視少數民族，缺乏誠信。他拒絕加入共產黨。蔣介石在1886年（比史迪威晚三年）出生於浙江（Zhejian）溪口（Xikou），父母是經營食鹽的商人，屬於中產階級。他八歲喪父。幼年時在鄉間接受教育，說國語（Mandarin）時仍保留濃厚的浙江口音。在軍閥割據時期，他立志從軍，於是在1906年（比史迪威在西點軍校畢業晚兩年）進入保定軍校（Boading Military Academy）的士官訓練班，後來又東渡日本到東京接受軍訓，接觸了很多年輕的革命志士並一齊加入孫逸仙秘密成立的同盟會（Tongmenghui）。從1909年至1911年，蔣介石曾參加日本的皇軍。他在1911年回到上海，史迪威亦於同一時間來到。蔣介石加入陳其美（Chen Qimei）領導的革命軍，與他並肩作戰。他們挑戰袁世凱（Yuan Shi-kai），成功奪回中華民國的政權，史稱「二次國民革命」。陳其美在1916年被暗殺，袁世凱是幕後主謀。蔣介石在上海結識青幫（Green Gang）頭目杜月笙（Du Yueseng），得到他的支持，立力對抗共產黨及對日抗戰。

蔣介石回國後獲得孫逸仙賦予重任，在1924年成為黃埔軍校的校長。不久中國南部發生動亂，蔣介石指揮只受了半年培訓的軍校學員將動亂平息。他因此名聲大噪，吸引不少軍校學員緊隨其後。塔奇曼這樣形容蔣介石：“他雖然缺乏孫逸仙的政治魅力，但他獨特而富有磁性的個人特質仍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並由此對他產生忠誠；他個子不大，沉默寡言，表情呆滯，但有一雙烏黑發光的眼睛，可從面罩後面看透一切動靜。他過人之處非由於精於用兵之術而是高明的政治手段，能平衡各方勢力及瓦解無數隂謀，確保自立不倒的地位，成為政治「不倒翁」（Billikens）!”筆者認為這樣的描述勉強可接受，但絕不同意“蔣介石非良將之才，而只是善於攻心的權術家“這一論斷。

且讓我們作個公平比較：蔣介石在八年對日抗戰中率領的軍隊超過三百萬之眾，但要面對經過嚴格訓練，擁有坦克車及精良武器和佔有空軍優勢的一百五十萬日本部隊，持續至1945年的中期。蔣介石指揮的軍隊曾打了二十二場硬仗，每次投入戰場的兵力超過十萬人，除此之外國軍也和日軍發生過數千次規模較小的武力衝突，戰績輝煌。從盟軍戰爭紀錄中只有艾森豪威爾可以和蔣介石相提並論，但後者不必顧慮國家會發生動亂，也不必提防軍隊內會潛伏叛徒。艾森豪威爾曾經歷過五場大戰役。他和英國之蒙哥馬利（Montgomery）攜手合作，將德國的隆美爾（Rommel）逐出北非，反敗為勝。在義大利他將德軍驅逐至義國境內之阿爾卑斯山脈地區，但到此止步，沒有推進德國國境，只能算勝負不分。在執行「霸王計劃」（Operation Overlord）時，他指揮盟軍登陸諾曼第（Normandy），趁著德軍後退之際，從聖羅（St。 Lo）突圍而出，將德軍趕出法國國境。在「市場花園」（Market Garden）的行動中，盟軍失利，責任可推到蒙哥馬利身上，但擔任盟軍統帥的艾森豪威爾，一直由他發號施令，難辭其咎。在舉世聞名的「坦克大決戰」（Battle of the Bulge）和德軍作殊死鬥爭的一役，美軍在毫無準備之下被突擊，受到重挫，平白多費幾個月才可把敵人趕回阿登森林（Arden Forest）。希特勒雖然擁有相同數量的兵源，但兩面受敵，下場如何？不言而喻。在以後的篇章，我們仍會討論蔣介石的功過。

史迪威在美國軍部服務雖然長達42年，但從未經歷過實際作戰的考驗。他率領人數最多的兵團，「美林掠奪者」（Merrill's Marauders），也只有2，800人，由他挑選，訓練，裝備，配給，指揮，結果在一場戰役中只維持了幾個月，遭受重挫，傷亡人數竟達99%之高。兵團中的成員對史迪威口出怨言：“任誰都比他強!”。但他仍妄想統領蔣介石的全部軍隊，難道他真的能力過人？

國民黨勢力在中國南方逐漸強大。鑑於這個形勢，據點在北方的軍閥，包括張作霖（Zhang Zuolin）和吳佩孚（Wu Peifu），邀請孫逸仙到北京商議如何分配權力。在北上的旅途上，孫逸仙突然病逝，使到國民黨的領導權懸空。由年資較深和跟隨孫氏時間較長的汪精衛（Wan Jingwei）接手成為國民政府的主席。蔣介石卻掌握軍權，成為國民革命軍（National Revolution Army）的統帥。他率領三個師團向北方推進，把軍閥逐一打倒，統一全國。史稱這次軍事行動為「北伐」。汪精衛亦以武力西進，奪取武漢（Wuhan）的控制權，並得到共產黨及蘇聯的支持，將國民政府遷來這裡。蔣介石於北伐成功後卻以南京為中心成立南京政府。他得到軍閥李宗仁（Li Zhongren）的支持，將汪的武漢政權推翻，也得到閻鍚山（Yan Xishan）及吳佩孚（Wu Peifu）的配合，瓦解北方之勢力，並於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其他沒有起來對抗國民黨的軍閥亦紛紛向新成立的中央政權表達效忠。

在1925年上海和廣州發生暴動，波及香港。英軍向暴民開槍，殺死數人，引發更多群眾起來抗爭，將矛頭對著外來的傳教士。據統計當時在中國共有八千多名基督教徒，四千多名天主教徒，從事宣傳活動。他們向英國和美國申訴，為中國人爭取公正及平等的待遇。外來企業卻為了保障本身的利益，不願意放棄任何特權。外國僑民因此分成兩派：為中國人爭取基本權益的傳教士，為殖民者爭取特權的商人。當時的北京或南京政權仍未受到國際廣泛的承認，也缺乏代表性，美國因此無意向一個空洞的政權放棄條約賦予她在華的權益。塔奇曼記述：“1926年乃千載難逢的良機，不可錯失；美國當時或許會從善如流，主動放棄她在華的特權。“如果一個國家有意寬待他國，不必定下時間表，也不必定下標準，坐言起行便是！無可置疑，此乃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為避免非議而尋找的下台階，把責任推向中國：“你們沒有一個足夠代表性的政府來承擔責任，因此我們不能放寬條約的履行。”

駐守天津外國租界的第十五步兵師共有五十名士官及八百個士兵，他們僱用中國苦力擔任所有勞力的工作。美國政策不容許中國人參與任何軍事行動。這班士官平時無所事事，參加賽馬會舉辦的茶會，飯聚，舞會及馬球比賽作為消閒活動。放蕩不羈的生活使他們很多染上性病，嚴重性竟達軍隊平均染病率的三倍。這些數據的準確性卻令人懷疑。筆者曾查閱美國軍隊的紀錄卻找不出証據來支持這個說法。難道這又是塔奇曼醜化中國人的另一企圖？“能人所不能”（Can Do）是第十五步兵師的口號（motto），大概來自當日流行之俏皮英語（pidgin phrase），表示“不負所托，完成使命”。據報軍中曾舉辦中文班（授課者欠詳），每週四課，每課一小時。中文水平測試合格的學員會受到獎勵，在他們的制服上繡上一個「中」字（Chung）的標誌。塔奇曼以為「中」代表的便是「中國」（傳統上及直到今天，中國人都將自己的國家稱為中國）。殊不知「中」字標誌在當時只限於指出這些洋兵略諳中文，別無他意。中國人從來不會稱呼自己的國家為（China），英語接近「支那」之發音。他們都稱之為中國（Zhongguo）。只有外國人才會使用“China”的稱號。雖然如此，在英語的著作裡，中國作家和英語作者都會常用“China”一詞，目的在使讀者容易明白。除此之外，別無他意。試看看今天中國發行的（人民幣）紙幣，只發現正面印上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字樣，背面印上“Zhongguo Renmin Yinhang”及中國四個少數民族的文字，而不見“China”的稱號。因為筆者寫這本書時使用的是英文，所以“China”的稱號才被用上。我們還須留意的是：“China”的發音及字母組合在不同的文字裡亦有所分別。

史迪威抵達第十五軍師時馬歇爾中校（Lt. Colonel George C.Marshall）已在該軍團裡擔任勤務主任，產生重疊作用。兩人雖曾共進晚餐數次，但他們之間的交情卻沒有文字紀錄。蔣介石領導之北伐軍在上海和各派勢力發生武力衝突，造成六個英國平民死亡，引發傳教團體感到人人自危，並要求外國駐華軍隊保護。美國派遣五千名海軍陸戰隊擔任治安任務。外國軍人四處橫行作惡，無法無天。這些違紀的軍人到底來自何方？卻一時無法辨識。賽珍珠（Pearl Buck）當時身在中國，是傳教士家眷之一，也前往求助。蔣介石及支持他的軍閥在進入上海的時候，毛澤東及他的蘇聯顧問團正秘密策劃工人罷工及暴動。蔣介石得到上海青幫及外國警察的支援，四處拘捕共產黨份子。在四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兩天內，被處決的共產黨黨員便超過三百人，逃過厄運的紛紛潛入地下或向鄉村散去。蔣介石的北伐部隊由上海繼續北上，直達北京及天津。一支四千人的強大海軍陸戰隊在天津登陸，他們擁有飛機，大砲，迫擊砲及機關槍。軍隊只奉令保護平民，不許襲擊中國人。蔣介石繼續向北推進，迫近徐州（Hsuchow或Xuzhou），也叫彭城（Peng Chang），一個由山東軍閥張宗昌（Chang Tsung-chang 或Zhang Zongchang）控制的重要十字路口城市。塔克曼稱張宗昌為“老八十六（lau pa-shih-liu）”，但其人之外號卻為“狗肉將軍”（Dogmeat General）和“七十二大砲張”（72-Cannon Chang）。除塔奇曼之外，沒有其他記載稱張為“老八十六”。張宗昌還有另一「雅號」，“三不知”（Three Don't Know），表示他的健康情況，小妾及軍隊人數都不為人所知。他僱用了4，600個白俄僱傭兵，隨軍配給白俄女護士照顧傷兵，獲得軍隊的效忠。

史迪威被委任調查張宗昌在山東的實力。他和一個姓趙（Chao）的隨從搭乘火車先往除州（Hsuchow）去。老趙為何這麼熱心的去協助這樣的一個“老毛子“（lao mao tze）？有點令人百思不解。（習慣上在中國的外國人都被稱為洋鬼子。一般來說老毛子所指的多是上了年紀的老頭子）。史迪威必須由山東省的北面向南面走才可到達江蘇（Jiangsu）的除州。他發覺這座城市不但殘破不全，而且遍地屍骸；不少俄國僱傭兵和軍閥的隊員醉臥街頭或棲身於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屋簷下。“目睹中國這些無窮無盡的苦難之後，史迪威如實佈道並表同情，和他過去對美國社會問題不著邊際的陳腐想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塔奇曼對他有以上的描述。史迪威認為俄國僱傭兵是“他前所未見，堅不可摧的石卵”。但他對中國軍隊的觀感截然不同：裝備差，不足齡，衣衫襤褸，不堪一擊，是紅槍會（Red Spear Society）的獵物及槍殺對象。史迪威發現張宗昌的部隊經常拿不到薪酬，有時竟長達一年之久，僅以饅頭充饑，開水止渴。他也發覺山西的軍閥與蔣介石結盟，佔據了河南省的鄭州（Zhengzhou）。此地和除州之間有鐵路連接，張宗昌感到在除州已站不住腳，所以退回滿州老家。最後和母親一同逃往日本，但仍難逃一劫，在1946年被暗殺，客死他鄉。史迪威在兵荒馬亂之際隱藏了六天才露面，和老趙得到蔣介石部隊的保護，視若同盟。他們接上了一班南下的火車，前往上海。在列車上保安拿走了史迪威的手槍，恐嚇要將他倆趕出車廂及槍弊。老趙情急生智，要求保安將他們轉送南京附近浦口站（P'u Kow）之國民黨守衛代為查辦。到此史迪威已遠離天津五百英里。根據塔奇曼的記述，他們在火車抵達浦口之前便趁機逃脫，乘船渡過長江（Yangtze River），賄賂攔路之徒，搭乘另一班駛往上海的火車。直到安全抵達上海的外國租界史迪威才能放下心頭大石，最後被送到美國巡洋艦“匹茲堡“號（Pittsburg）去。史迪威對山東形勢的實地報道被譽為“客觀公正”，將國民黨軍隊的素質與軍閥部隊作出比較，高下立見。

史迪威的第五個兒子在七月誕生，對新生兒雖然特別寵愛，仍忍心離開妻兒前往朝鮮半島及日本度假二十一天？他在朝鮮登山觀景，享受泳池之樂；在日本京都（Kyoto）尋幽探勝，樂不思蜀。他重返中國時，聽聞國民黨的北伐軍在除州遭遇頑抗而停下來，此乃他意料之中。指揮第四軍之張發奎（Zhang Fakui）退出北伐陣營，回到老家廣東去。中國共產黨趁機在南昌（Nanchang）成立政權，但以失敗告終，並逃往農村去。蔣介石和汪精衛展開了一場權力鬥爭。蔣失利，辭別政壇，前往日本。汪及孫逸仙遺孀的兄弟宋子文（T。 V。 Soong ）在廣州成立新政府，但與老百姓關係疏離。蔣介石在1927年十一月奉召回國重掌政權，並於十二月和宋美齡（Soong Mei-ling）在上海結婚。宋家是上海富豪之家，接受西方教育，並信奉基督教。次女宋慶齡是孫逸仙夫人，她老弟宋子文是在中國具有影響力的商人，曾經在對日抗戰時期出任美國大使，為蔣介石勞。在和宋美齡結婚之前，蔣介石必須信奉基督教，接受洗禮。從此他卻成為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熟讀及遵守聖經的教義，終身不逾。宋美齡在美國受教育，畢業於衛爾斯利（Wellsley College）學院。宋家長女藹齡（Ei-ling）嫁給另一名望家族的成員孔祥熙（H H Kung）。從1930至1949年，宋孔兩家曾是主掌中國政治及經濟政策的幕後主力。宋家三個女兒分別嫁給中國三個最具影響力的男人：孫逸仙，蔣介石及孔祥熙。她們飽受西方教育，精通英文，貌美，聰明，能幹，熱愛祖國。蔣介石享有崇高的聲望，位居要津，是三軍元帥，及南京政府中央政委主席。

在華北吳佩孚退出聯盟，餘下的張作霖（Zhang Tso-lin）孤掌難鳴，被蔣介石的部隊擊敗，在1928年向閻錫山尋求保護。閻軍攻破北京城並把它全面控制。一個月後，即1928年六月四日，張搭乘的火車被滿州的日本關東軍放置炸彈，車廂出軌，重傷死亡。張本來是日本的傀儡，受命化解蔣介石將中國統一的大計，因辜負所托而被殺。

史迪威受到中國政治局勢的影響，也捲入了屬下指揮官，幕僚及士兵之間的爭拗，左右為難。卡斯特納（General Castner）將軍要求士兵接受每小時步行兩英里半的訓練，此非難事，但如果要求他們每十小時完成三十五英里或三天內完成一百英里的路程則難度極高。讀者對塔奇曼以上含糊的敘述感到非常混亂，不知所云。她也提到馬歇爾（Marshall）離開天津後重返班寧堡（Ft.Banning），並希望史迪威能與他在那裡會合。在1928年史迪威已晋升為中校（Lt. Colonel）。他在1928年曾為《前哨》（Sentinel）雜誌撰寫文章，表揚蔣介石的果斷及充滿朝氣，但對他領導的北伐行動有所保留，認為整個過程猶如閱兵典禮而非一場攻防生死大戰，因為缺糧欠薪的軍閥部隊士氣低落，在交鋒之前已棄械逃亡。史迪威既沒有親身目睹戰場實況，也沒有搜集資料，只是人云亦云，便草率成文。試問如果我們將第二次大戰盟軍在聖洛（St. Lo）突圍之後向德軍窮追不捨之戰，說成它也和閱兵典禮差不多，不值一提，因為敵軍早已逃之夭夭。讀者會相信嗎？

     在1928年五月日本誣告國民黨軍隊襲擊在山東濟南（Jinan or Tsinan）的日本僑民。在衝突中，日軍殺死了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及其他數十名中國人，並要求國民黨軍隊退出濟南。蔣介石面對日本首相（1927年四月至1929年月七月）兼外相田中義一（Tanaka Giichi）派遣的日本部隊的入侵，措手無䇿。田中曾寫下著名的“田中奏折”（Tanaka Memorial），或稱“帝國征服計劃”（The Imperialist Conquest Plan），詳細說明征服世界的三個步驟：先取滿州，再拿中國，最後征服世界。這個文件成為日本野心的罪証，在戰爭時期曾多次被利用作為反日宣傳。但經過調查，証實此計劃書並不存在，只是假田中之名的冒牌貨。當年，田中是武力征服者的象徵，可粉碎蔣介石統一中國的大計。蔣氏面對強大的日本侵華部隊，勝負難料，為審慎計，選擇不對抗政策。蔣介石的決定引發強烈的愛國情緒及反日行動，針對日本的標語鋪天蓋地而來。張作霖被謀殺一案發生後，田中主張關東軍必須接受審判，但反對派不同意，並強迫他退位及將內閣解散。此後日本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在1929年九月，田中辭去首相後不出數月便逝世。他是個愛國的典範，曾對首次中日戰爭作出貢獻，也對日俄戰爭立下過功勳。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仕途本可一帆風順，但卻敗於反叛者的手下。

史迪威相信濟南事件對局勢影響深遠。如果日軍受到挑釁，他們可以勢如破竹佔領由天津至上海的重要軍事據點，控制這個地區的鐵路交通及長江一帶的航運。史迪威高估了日軍的力量，如此艱巨的任務他們前前後後花了十年才勉強完成。在這十年間（1928-1937），在中國曾經發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較重要的便有1931年九月十八日發生的“九一八“事件（Mukden Incident），及1937年七月七日發生的盧溝橋事件（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s），引發中日之間的全面戰鬥。塔奇曼暗示蔣介石為了顯示精明領導者形象而投入戰場。殊不知他和其他中國人一樣深信孫子兵法（The Art of War）的謀略：君子不吃眼前虧。對此塔奇曼只一知半解，胡說一通。史迪威的預測亦離題萬丈，挑釁者只由日本一方扮演，無事生非，直至中國人忍無可忍及起來反擊。最後我們不妨一問：史迪威和塔奇曼對“日軍勢不可擋”的預測，怎會變成日軍拿下上海必須付出的沉重代價......？他們倆對這場攻防戰的過程必比任何人更為清楚!日本計劃使用六萬兵員在三個星期內佔領上海，結果增兵至三十萬人，苦戰了三個月才可“從容不迫步入上海，與此同時國民黨的部隊正在紛紛棄械逃亡。”由此觀之，濟南事件只屬偶發性，沒有產生深遠的影響，日軍也非如入無人之境把上海佔領。塔奇曼竟然將史迪威稱譽為全能的政治專才及軍事謀略家，其謬誤令人難以置信。

除了史迪威的預測失誤之外，張作霖的意外死亡亦無助於日本的侵華計劃，他兒子張學良（Zhang Xueliang）少帥在事發後，憤然加入蔣介石的反日陣營。北京重新由國民黨控制，北伐行動至此大功告成，各派軍閥紛紛加盟以南京為基地的國民黨政府。北京易名為北平（Beiping），代表“北方和平”之意，蔣介石在七月召開裁軍會議，限制軍閥擁兵之數量。協議未能徹底執行，因此第二次裁軍會議又於1929年正月在南京舉行，亦以失敗告終。各派軍閥返回他們的老家，獨行獨斷，或互相結盟。汪精衛趁機在廣州成立另一國民黨政權，與蔣介石抗衡，使局勢進一步惡化。蔣介石必須與各派系討價還價，設法牽制他們的力量，鞏固他的統治地位。由於塔奇曼對1929至1930年的局勢作出猶如預言家一般的推斷，我們更感責無旁貸，必須盡全力揭穿史迪威對中國政治現實的無知。史迪威於1929年四月返回美國，拿了東亞手球比賽冠軍的獎項。當年的他才四十六歲，感到無限光榮。讀者對這項運動或感興趣：我們知道國際手球公開賽是在1938年才開始的，美國從未參與主辦這項盛事，也從未在比賽中奪標。史迪威在1929年奪取的冠軍，到底屬於哪項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