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文端先生於上周六在《文匯報》撰文，指「特首人選有條件，闖『紅燈』有惡果」，清楚列出中央對下任特首開列出的必要條件。盧先生是傳統愛國愛港陣營的中堅分子，他的表述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觀點和立場，相信沒有疑問。但就算不完全接受盧先生文章內的觀點，只要回歸到香港的憲政基礎和《基本法》的條文，大家其實都可以得到跟盧先生相近的結論。

問題的關鍵，香港在本質上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要接受中央的任命和監督，亦必須向中央負責。所以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的決定權是毋庸置疑。也正因為這毋庸置疑的事實，所以不同的人士也不斷向中央表達自己參選的意欲；如果中央政府不是有這樣的憲政權力和地位，那些有心人士，又何必不遠千里而來，向北京有關部門表態和打探？他們就安坐香港好了！

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存在這種「雙重關卡」的政治過程，絕大多數都會存在一種默契和溝通，以便利政治運作和減輕政治衝擊和震盪。就算不用去到政治層次，大家大概都有過乘飛機外遊的經驗，在香港機場櫃位辦理登機手續時，需要同時出示機票和護照；明明護照只是在到達入境地方才需要的文件，為何在出境機場櫃位辦理登記手續時就檢查？相信沒有持有效入境證件如護照的旅客被拒上機時都不會跟航空公司爭論，表示寧可原機返回也要堅持上機，因為這只是「搵嚟搞」！明知中央不會委任的人也照樣參選也是同一道理：如果目的只是「搵嚟搞」的人選，他們不尋求中央的「綠燈」也未嘗不可；但如果自視為「真命天子」，真的會擔任特首去挑起管治香港的大任，選前尋求北京的「綠燈」，這是正常不過的政治過程。也正因如此，有實力的參選人才會向北京探路，尋求「綠燈」！

「衝紅燈」陷香港水深火熱

盧文端先生警告「衝燈」會帶來的惡果，但究竟有什麼惡果，盧先生還是留有一手，沒有直接明言。但順着盧先生文中的思路去推演，其實都不難得出結論。首先，「衝紅燈」會令到社會的矛盾和撕裂更深。對香港某些人士而言，挑戰中央權威、以大型社會運動去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已經是家常便飯，沒甚稀奇。但如果對一些口口聲聲以解決社會矛盾、彌縫社會撕裂、重建社會互信的疑似參選人而言，「衝紅燈」去參選特首，無疑是把這種矛盾、對立、撕裂推向極致，講一套做一套之餘，也實際上是陷整個香港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一個不為中央支持和接受的人當上特首，那種矛盾、對立和撕裂就更會提升到中央和香港的層面，問題就更不是可以用「水深火熱」來形容了。

梁振英昔見「綠燈」才開步

一些「有心人」用特首梁振英在2012年參選行政長官作為「衝紅燈」而成功當選為先例。這種講法，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完全外行。在2011年梁先生宣布參選之前，完全取得中央的同意和支持；不信者，不必請教政壇高人，只要回看2011 年中到年底的報章報道，就可以找到答案。梁振英是在2011年11月27日宣布參選，之前各大報章已經廣泛報道，梁是得到北京的同意才參選。當時北京向外界傳遞的消息，是「唐梁都可以」，所以建制派的票源，一部分流向唐英年，一部分流向梁振英。這種現象（也是事實），正是證明「唐梁都可以」的信息。在「唐梁都可以」的大前提下，梁振英衝了什麼燈？幾時衝了燈？相反，梁先生是循規蹈矩、依法而行，在見到清清楚楚的「綠燈」之後才開步前行。所以說梁先生「衝紅燈」，甚至以此為範例去鼓勵別人「衝燈」者，是真正的「紅鬚軍師」，真正的「點紅點綠」！

盧文端先生的文章，不但是掌握了北京對當下特首選舉形勢的準確判斷，也是向一些有關人士作出真誠的規勸。而事實上，這種進退行止的決定，當事人往往身不由己，因為身邊總有一大堆人士去推波助瀾。從政，不能不讀歷史。清末名臣曾國藩平定了「長毛之亂」之後，身邊那一大堆謀臣策士，以及想借曾國藩而青雲直上的投機分子，不斷慫恿曾國藩起兵稱帝。曾國藩不勝其擾，最後把這一幫「伙記」臭罵一頓，說他們不讀書、不懂審時度勢，只想圖謀富貴而想把他綁上荊棘叢，訓斥一輪之後明令他們以後不准再提，之後便拂袖而去。曾國藩的決定，令到他可以善始善終，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佩服曾國藩的政治智慧。

曾文正公當時做決定時所用上的政治智慧，簡而言之，就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最近援引《左傳》的那兩句名言：「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度德量力，都是自己的判斷，而不是身邊的謀臣策士說了算；一到崩離亂局，謀臣策士可以一哄而散。看《三國演義》，最常見的兩句是「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謀臣策士一哄而散之後，他們還可以「再泊新碼頭」、再尋新老闆。但歷史留名，唯有當事人而已。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6年12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