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立(Grant Wong)重新解讀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Tuchman)筆下之史迪威(Stilwell)將軍及其中國經歷，令讀者耳目一新。

芭芭拉。塔奇曼在1971年出版了她那本《史迪威》及其中國經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的書，並於1972年因此獲得「普立茲」頒發「非小說傳記」文學獎。她的另一本著名作品《八月的炮聲》(The Guns of August)在1965年早已獲得「普立茲」的文學創作獎。塔奇曼雖然沒有接受過一些正統的歷史課程教育，但仍在這個領域內著作等身，並得到大眾的認可。今天「普立茲」大獎包括有：攝影，小說，非小說，歷史，音樂，新聞報導及其他共二十一項。雖然獎金只屬象徵性，但其賦予獲獎者的榮耀是難能可貴的，發射出來的影響力也是無遠弗屆的。

塔奇曼在《前言》中說明：她是引用由西奧多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出版之《史迪威將軍日記》(The Stilwell Papers)作為藍本，加上她個人的搜查及向經歷過抗日戰爭但仍然在世的有關人物所作的訪談記錄補充才完成這本書的。作者為免受到爭議曾狡黠地表示：「我深刻感到這本書的內容與敍事的方式會對中國及中國人不公允，尤其書的後半部將焦點都集中於中國國運的低谷及其軍事頹勢，負面的描述到處可見。」

在引述史特威的日記時，塔奇曼承認那只是他單方面的說詞及觀點。試問歷史又怎可由一個人的觀點去準確反映出來呢？從2010到2016年，在互聯網上可看到超過百數以上之議論，大部分人都認為書中的觀點具有歷史意義。百份九十九的回饋都稱讚塔奇曼的著作可讀性極髙。由於這個原因，我感到有所必要提出我的意見，以對照眾人根據塔奇曼觀點所產生之印象。我的目的是：讀者必須重新審視所有歷史個案，搜集証據，尋找真相。今天可利用互聯網之便，沒有必要人云亦云，照單全收！如果能認真研究，讀者會發覺塔奇曼對中國及中國人持有甚多偏見，並曾作出不公允的批評。

抗日時期雖然是中國國運的低谷，但中國人的表現光芒四射，猶如丘吉爾(Churchill)所說：「如果人可活到一千歲的話，這段日子將會是他們最光輝的年代！」一點不錯，八年抗日戰爭留下來的事蹟，無處不突顯中國人在軍事劣勢之下所表現出的英勇，他們萬眾一心為捍衛國家而犧牲!

和塔奇曼一樣，我非歷史專家。我在十八歲那年來到美國，舉目無親，最後入籍成為第一代的美籍華人。我出生於香港，畢業於當地著名的拔萃中學(Diocesan Boys School)，到了美國之後進入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y)修讀機械工程，於1964年取得學士學位，繼於1976年獲得同校頒發之工商管理學碩士。畢業後我投入本科的工作，由初級工程師晋升為公司總裁，在同一機構服務了四十三年直到退休為止。我順利地實現了我的「美國夢」！

退休後兩年，我曾經接受過兩次脊柱外科手術，治療我身體及四肢失去活動能力的毛病，免除長期坐輪椅之苦。我對Walnut Creek 之John Muir 醫院的神經外科專家陳醫生(Dr.Terrence Chan)和他的醫療團隊表示衷心感激，他們是我的救星！

我向來便是個歷史書迷，手術後更加手不釋卷。在2015年，我決心要將曾經構思多年的計劃付之行動。我花四個月完成了我的「處女作」：《盜亦有道之江湖結盟》，完全按照中國著名章回小說《水滸傳》的內容，將中文翻譯成英文。這個計劃的原動力是來自我的閱讀經驗：我發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Pearl S Buck)在她1933年的高達六百頁的《水滸傳》英譯本內有不少誤譯，她使用直譯的方式也令到只諳英語的讀者讀起來感到吃力，她將「好漢子」譯成「good son of Han」，中文的原意應為「a great man」或者「a just man」。

塔奇曼亦患上同樣錯誤，她將「老百姓」譯成「old hundred names」，而原文指的是人民「people」或「citizen」。假設那個錯誤的英譯是取自史迪威的日記，讀者不禁會質疑史迪威的中文水平了。她將「兵」誤譯作「ping」。不論普通話或廣東話的發音都將「兵」讀成「bing」的。史迪威沒有花時間去學習中文，他依賴翻譯，而常用的便是蔣介石夫人。跟據實況，任何與蔣介石交談過的人都認為他的浙江鳳化口音很重，縱使中國人也很難聽懂。我從未聽過史迪威講中文的錄音，找不到他能說中國話的可信証據。除了史迪威的中文能力之外，讀者更必須質疑塔奇曼所敘述的事蹟及聲明是否符合歷史的過程。在最近發行的這本書普通版的封面上，「國家」（Nation)雜誌曾大力推薦它為：「一本涉及中美關係資料豐富及可讀性極高的著作。。。。。。光彩奪目，簡明及具備權威性的論述」。殊不知，愈可靠和愈具權威性的歷史作品更值得探討及審查才不會被誤導。

牛津大學的印度籍歷史學家Rana Mitter最近寫了一本書《被遺忘的盟友》（The Forgotten Ally)，用比較正面的態度論述中國及蔣介石的事蹟，一反西方學者過往所持之偏見。縱使和蔣介石長期敵對的中國大陸政權也開始對蔣氏的看法有所改變，承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立下之功勞和對國家作出之貢獻。這本新書緊隨蔣介石的足跡作出尋根究底的揭露，公平地分析當時的處境與所採取的行動。和我同一年代出生的中國人或美國人，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一直都以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對中國投入龐大的資源，支援中國抗日。我這本新書所列舉的資料正好與我們過往的印象完全相反，希望有助更正歷史的謬誤。

美國給予我在事業上發展的機會和建立一個美滿家庭的條件，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也沒齒難忘我老闆Mr.Duane Hanson對我的提攜與照顧，使我終生受益。他是戰時屬於20th USAAF編隊的空軍，曾駕駛B-29's 型轟炸機向日本本土投彈。戰後他重返校園，在加州大學考取工程學位，是受惠於GI Bill 的助學計劃。他的伴侶是日本人，在這方面他本人對異族沒有任何偏見，是個良好的典範。

我寫這本書時只憑個人的力量和利用互聯網及圖書館之便，不斷尋找所需之資料。為了這項計劃我已看完一百本中，英及日文的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書籍及檔案。我會不時參考及引證，但不會在附錄列明出處及作出註腳。

塔奇曼使用舊式方法來翻譯中文名字而不採用中文拼音法。為了方便讀者，我必須按照她的方法作出平衡對照。如適當的話，我也會列明使用現代拼音法譯出來的名字。中文原名當然會同時並列，使諳中文的讀者能一目了然，不必胡猜。

最後我必須聲明我是無意貶低塔奇曼原著的價值，只不過希望讀者把兩書參照之後對七十年前所發生的事能夠有更正確的認識，這樣我的目的便達到了。在很多情況下，現在搜集資料比以前方便多了，當年有些資料塔奇曼是很難取得到的，而現在對我來說則易如反掌。例如蔣介石的日記是等到2004年才由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公開。塔奇曼著作出版後之四十年間，還有不少關於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書逐漸出爐。和塔奇曼一樣，我無意煽動仇恨或指責一切過往對中國和中國領導人作出不利的決定與行動。中國已從經濟的深谷爬升起來，搖身一變而成為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大國，要超越美國也指日可待。我期望良好的對話和彼此尊重將不斷延續伸展到未來，以確保世界和平及在各不同領域內保持合作，從此告別戰爭！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