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釋法至今一週，縱使法理依據已被社會及專家充份確立，但仍有部份律師和政客，用高掛「貞節牌坊」的口吻喊著「一次也嫌多」。筆者認為，這在人類社會絶對是個錯誤期望！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都是史無前例的原創制度，但除非它們是先知，否則不可能預期早在1997年已能全數預見、並已悉數立法照顧到未來50年會出現的所有環境轉變，所以直至2047年也不需因應社會新發展及新需要而釋法。

所以我們對釋法的「合理期望」，理應是「釋法一定會出現，但可預期頻率會漸漸降低」：（1）隨着社會轉變日多，觸及到香港普通法「邊界」（edge）的案件及不確定性會相應增加。（2）運用基本法的最初幾年，因制度及各種法律定義還未經實踐的磨練和考驗，因而需要釋法的澄清。就正如我們買了新電腦或手機，起初都會多查看說明書，而隨時日過去，操作熟練則漸無此需要。又打個比方，釋法就好比查字典。即使同樣都是說英語，一個美國人到英國定居，也肯定要一段時間，才能弄清美英兩地的俚語、字詞用法不同等分別。這是一定會出現的文化磨合，隨着時日逐漸減少，便再不用查字典了。

事實上，在一國兩制、 50年不變中已步入「中年」的香港，以上兩點對基本法的「合理期望」亦確可見於最初的20年：回歸至今，人大先後五次釋法。而爭議及震撼最大的並非今次，而是第一次關於居港權的釋法。 1999年1月，終審法院就「吳嘉玲案」宣判，指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在國內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單程證、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經成為香港居民，均擁有居港權。當時政府估計在10年內可能有多達167萬人可從內地移居香港，人口壓力沉重。

同年5月，特區政府提請第一次人大釋法。6月，人大釋法指，只有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令有權來港的人數減至27萬。當年的釋法也非沒有爭議：特區政府直接向中央提請釋法，被指「繞過法院」、行政干預司法、破壞司法獨立。維基解密文件更指，當時終審法院五名常任法官曾考慮集體辭職抗議。

其後的第二、三、四次都是源於香港法律上有含糊之處，需要人大清晰定義，而且都屬本港高度自治範疇以外的事件（包括憲制、外交），分別在2004年關於政制改革的路線圖（人大主動釋法），2005年關於特首任期（特區政府提請）及2011年的剛果案（終審庭提請）。首三次人大主動或港府提請釋法，一如所料都集中於基本法實施的最初8年，隨後的11年，當制度運作逐漸純熟，就只出現了2011年的剛果案。今次若非有兩位不知分寸的港獨派年青人魯莽行事，今次人大再度主動釋法，可能在50年不變的最後43年都不會出現！在有些政客及法律界人士把釋法誇大成世界末日的同時，怎麼不見有很多大狀指出，問題源起其實是推動港獨的政客而非中央？ 

普通法倚重「案例」，亦因此法例的改變通常都不是由「遠慮」推動，而是由「近憂」，即立法時未必能預計到的事件和情況觸發。例如，法改會最近提議修改有關殘疾人士被性侵犯的條例，加強對他們的保障。這固然是好事，但亦可想像，若非近日的「康橋醜聞」，有關提議會否獲得迅速通過和廣泛支持？有點令人遺憾的是，法律往往不會「防患」「未然」之事。今次釋法更令人懷疑，既然港獨不再是「未然」已是「已然」，為什麼仍有法不用，甚至「有患」仍不立法？

那我們如何評價法例改變之「合理性」？打個比方，其實今天政府大可以修改建築條例，要求所有行人路加高1呎，以防氣候變化在20年後帶來洪水襲港。不過，即使政治上可行，相信社會和業界都會因見不到迫在眉睫的危險，所以不認為事情一定會發生，覺得是多此一舉。同樣道理，今天的釋法內容，其實大可以在法例起草時便寫進基本法104條的文本，在20年前便限制議員的宣誓甚至其他行為。

再者，基本法第1條開宗明義指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若要多加明細，講明不容許任何港獨行為，相信當時人人也會覺得順理成章；但同樣地，因那時根本沒任何港獨蹟象，人們也會覺得是多此一舉。甚至到今天「出了事」，中央依然沒有釋法禁止分裂國家的港獨活動、或指令香港必需立即為23條立法，繼續依賴香港法院及政府執行基本法第一條的最基本要求。

關鍵是，由上述性罪行條例修訂，到今天104條釋法，都說明法律一般而言都並非全具「遠見」，都是因應新的事件以及時代變化而演變；而法律能否真正利民，也取決於立法及執法能否與時並進，因為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換言之，法「治」固是神聖不可侵犯；但法「例」則肯定不是鐵板一塊不能修改！普通法強調「合理期望」（reasonable expectation），那麼基本法158條訂明「本法最終解釋權在於人大」，釋法有例可依，而且合情合理，大狀們卻說「一次都嫌多」，這算是哪門子的「合理期望」？

大狀們愛說「一次也嫌多」，難道第一次釋法處理居港權爭議也不應該出現？不要說今天公屋輪候時間迫近5年、樓價和租金高企的背景下，當時法院的判決對整體社會而言肯定是錯誤的；就算時光倒流回樓價遠低於今天的1999年，對於當時只有660萬人口的香港而言，要容納額外100多萬內地新移民，恐怕同樣難以想像。相信絕大部分不願成為「法律奴隸」（slaves of the law）的港人，都會歡迎人大當年的釋法。

可幸的是，香港還有人大釋法這個實事求是的救生門，否則市民的福祉便被困於自圓其說的法律死胡同。而今次釋法，則防止了香港未來走進動亂及佔領的街頭。綜觀20年的基本法實踐，都沒有常人投訴，說中央主動限制港人的言論自由和活動空間：起碼，反中反共的報章、政客，依然無日無之地履行它們政治宣傳機器（propaganda）的任務；客觀而言，香港在世界銀行的法治指數全球排名連年進步，領先全球。隨着香港社會系統步入中年、逐步穩定，香港在法律雙重安全網，加上祖國經濟發展的支持下，雙翼齊飛，未來30年勢會更順暢，港人及外國投資者應該更加放心。而且，若香港的經濟能在袓國的支持下蓬勃發展，自然亦能帶來更充足的財政資源，創建一個充分全面支援弱勢的大平盛世。

正當香港熱烈討論釋法之際，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正忙於總統大選。結果「自由之地」（Land of the Free）在充份資訊下，選了一位近70%市民認定性格質素差劣（bad temperament）、又在幾個民調上被公認為「騙子、欺凌者、偏執頑固」（liar, bully, bigot）、不守法又全無公共行政經驗的人，來領導世界最大的民主社會及最強的軍事國家。筆者向中年朋友說，從今天起真的不知該怎樣教育兒女了：難道從此要把忠孝仁義全部丟掉，要求他們講大話、侮辱、歧視和靠武力欺負他人嗎？

相信香港開口閉口要求「國際標準」的口號派政客，見到美國選民居然選出一個如特朗普「百般壞藝」於一身的總統，也一定會驚覺其實他國之路及「美國夢」已經不再是文明之路，更不可能是香港人應走的路；而這樣的人也絶對不會被已培養出政治㓗癖的港人所接受——尤其是香港近年正逐漸口號化、只想聽道德高地的好話。再者，美國總統的平均選舉承諾達標率奇差，往往只有四成左右。就算現任特首背負著完全「交不到貨」的立法會，也可能倍數達標。

在過去一星期多，港人學多了「兩制」及基本法的構思，以及在其實踐過程中香港出現的問題。撇開「一國」給予香港經濟及文化的得益，我們也應想想人均比祖國富裕得多的香港在公共財政上的超然地位：我們不單不再需要像英治時代般，每年付英近10億元的保護費，更不用如國內大城市及省般上繳近40%本地政府收入。如此優惠，在任何國際組織包括歐盟、英聯邦、TPP、世銀、國基會都找不到。就算是國內的省、縣，也只有天災人禍時才得由中央的特別幫助。相比之下，香港作為國家失散155年的近親，這樣的「權利義務比」實在是一項完全不對等的照顧。若非一家人從不會斤斤計較的話，早已給香港以外的國民投訴了。

所以筆者深信港人不應亦不會輕易放棄中國人的價值觀及尊嚴，接受港獨及美國模式的「怒火政治」。港人絕對有能力及智慧，建造一個美好的明天；正如在英治時期，便出品了舉世羡慕的經濟奇蹟，行出全球獨一無二的成功路。如今，在開明又強而有力的一國及兩制環境之下，只要我們不再迷戀「高大空」的道德高地和政治口號，多花時間想想自己、家人和社會的需要，自然能夠超越眼前的噪音（rise above the moment），明白已被證明不一定利民的所謂「國際標準」外，我們還有自己的路可以走，以達到港人崇尚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文明社會。這條未必會是平坦的康莊大道，但只要我們一步一腳印，自能走出燦爛光輝之路，就有如「幻彩詠香江」般，永遠精彩迷人。

原文轉載自《晴報》2016年11月14日

(此為作者原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