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闡明宣誓為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宣誓人如立法會議員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拒絕宣誓，就會喪失其議員資格。筆者認為，梁頌恆、游蕙禎宣誓時修改誓詞，於誓詞內加入辱華字句，又展示含港獨意味的標語，公然挑戰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人大常委會解釋有關《基本法》，既是其憲制權力，也是其職責所在，既及時、亦是必要的做法。
 
另一方面，特首梁振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已經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聲明梁頌恆、游蕙禎已因「拒絕或忽略誓詞」而喪失議員資格，法官決定擇日宣判。筆者並非法律界專業人士，但認為作為香港市民，大家可以用常人的邏輯看待二人宣誓時宣揚「港獨」、侮辱國家以及民族的事件。
 
以常人邏輯 看待二人宣誓行為
 
以常人角度看待事件，筆者認為要符合簡單而莊嚴的宣誓儀式，即便是一個中學生也可以輕鬆完成，但梁、游二人作為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將中國讀成「支那」，加上粗言穢語以及宣揚港獨的標語，明顯對宣誓儀式毫無誠意；這種刻意、肆意地詆譭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人，甚至宣揚港獨，試圖分裂國家，試問會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嗎？
 
筆者認為，梁、游二人的辱華及港獨誓詞言行，反映出他們不但質素極低，甚至毫無良知、人性可言。「支那」此等嚴重侮辱國家、民族的字眼，現今即使是敵視國家的外國人，也不會對中國人、全球華人作出如斯泯滅人性的形容；香港人對此難以接受，相信放諸世界，也沒有人民願意接受侮辱自己國家的人成為代議士「為民請命」。
 
誠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所指，宣揚港獨不是香港有些人所說的不同「政見」問題，《基本法》寫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分裂國家、破壞「一國兩制」的行為，是違法《基本法》而非「政見」不同。
 
至於其他宣誓時沒有依足規定宣誓的議員，包括劉小麗、鄭松泰、姚桃炎和羅冠聰，由於已經有市民入稟要求審核他們的資格，現階段本人不宜過多評論，本人現階段完全相信法院考慮所有法理依據，包括人大釋法內容後，會作出大部份香港人都滿意的裁決。
 
「判前釋法」肯定較好
 
對於人大常委會釋法，引起社會部分人士尤其是所謂法律界精英的質疑，有人質疑人大常委會是次釋法，而且是在法院有判決前便釋法，嚴重破壞香港長久而來的司法獨立制度，甚至有干預司法獨立之嫌云云。
 
對於上述批評，筆者不能苟同。首先，筆者始終認為，釋法乃基本法中容許的行為，換而言之是香港法治制度的一部份，釋法本身就談不上破壞司法獨立。再者，若一定要釋法，到底是在判前，還是判後釋，香港法律界本身都沒有一致的說法。舉例，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雖然對釋法有保留，但她本人在訪問中就表明，若然一旦要釋法的話，法院判前釋法總比判後釋法好；另外，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亦有類似看法，他早於2013年就曾表示，「人大的確有權釋法，但任何時候都不應在法院判決後，尤其是終審法院判決後，釋法推翻法院的判決」。
 
如此看來，兩位香港法律界翹楚的觀點似乎跟本人十分相近，現階段釋法，基本上是最佳時間，既能迅速處理纏繞香港多時的宣誓辱華問題，亦避免全國人大常委會「輸打贏要」的觀感，兩全其美。大家記得1999年首次人大釋法嗎？那次釋法，正是在終審法院有判決後，政府見判決涉及國家移民政策，即基本法條文中的「中央和香港的關係」部份，最終要提請人大釋法，結果卻惹來「干預司法獨立」的批評。
 
特區政府何曾破壞「三權分立」？
 
另外，亦有批評指「釋法」會破壞「三權分立」和行政干預立法云云。筆者並不認同以上種種質疑，因為儘管行政、立法以及司法在本港「各司其職」，香港的政治體制實非某些人指的「三權分立」，在港英殖民時代不是，在回歸祖國後、以《基本法》為「小憲法」時也不是「三權分立」。

回歸前的殖民時代，港督為立法局的當然主席，根據《英皇制誥》，有權否決一切條例，及委任所有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1985年引入選舉制度，但也只是部分立法局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主宰議程及會議的決策，所有法案須經港督簽署才能生效，又有權力解散和重組立法局的權力，行政、立法權力基本上由港督獨攬。

司法方面，《英皇制誥》批准及授權港督指派任命各級法官，有權免除法官的職務；殖民時代的香港亦沒有終審法院，當時香港的最高上訴法院為英國樞密院所屬的司法委員會，樞密院行使的權力，正正就是為法律提供最後解釋的權力。坊間以前常說的「等候英女皇發落」，則是因為樞密院全稱為「女王陛下最尊貴的樞密院」，是英國君主的諮詢機構，並且具有司法權力，英女皇可因種種考慮例如罪犯的表現、人道理由等或予以特赦。
 
無論從行政、立法以至司法層面而言，殖民時代的香港從頭到尾也沒有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為何所謂的法律界精英在當時沒有挑戰港英政府？為何不指責遠在英國的樞密院可作終審、解釋法律是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等待英女皇發落」，又是不是人治的表現呢？不少法律界人士在港英時代已經開始從政，但似乎他們當年未有作出任何挑戰，但在回歸後卻每每挑戰《基本法》或中央的憲法及其他合法權力。
 
香港奉行「行政主導」 三權之間互相制衡
 
香港1997年回歸祖國後，《基本法》成為香港的「小憲法」，從《基本法》的各項條文可見，香港實質奉行的制度也是「行政主導」。筆者在此舉出三個例子，作為香港奉行「行政主導」的佐證，例如 (1) 立法會通過了的法案，需要由行政長官簽署通過，再公布相關法律；(2) 每屆立法會的任期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明的日期開始；(3) 在特定情況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至於司法方面，筆者認為司法獨立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基石之一，但司法制度中亦可見到行政長官有一定的角色，而絕非行政與司法之間毫無關聯。例如，《基本法》第48 (6)條就規定，行政長官職權包括「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基本法》第88條亦寫明，香港特區的法官由獨立委員會推薦，再由行政長官任命。
 
行政方面，以行政長官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是香港的行政機關，負責制定、執行政策以及管理各項行政事務等，當中從編制預算、決算、提出法案、議案以及附屬法規的職能可見，香港特區由「行政主導」的體制明顯，驟看其權力雖與港督相岓，但從上述港督在行政局、立法局以及司法權力可見，行政長官的權力不如港督，例如不能任命任何人成為立法會議員。至於所謂「三權」，筆者認為三權之間既互相配合，亦是互相制衡，今次政府入稟法院挑戰立法會主席、議員資格的決定，正正就是三權之間互相制衡的好例子。
 
至於人大釋法的問題，人大常委會作為享有《基本法》解釋權的機關，其釋法職能本身已包含於《基本法》之內，《基本法》第158條亦清楚列明其解釋權；如今遇上違反《基本法》、違背國家利益甚至危害到國家安全的情況，人大常委釋法是保護一國兩制的妥當做法，依法行使解釋權亦不會對香港法治造成衝擊。
 
香港特區的「行政主導」 有別於國內其他省市
 
對於行政長官以及特區政府的角色，筆者欲在此作出更多補充。首先，對於特首「超然」的說法，筆者認為所謂「超然」，並非指特首凌駕於法律之上，而是特首的憲制地位特殊，既是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向中央和香港特區負責，也是行政機關的首長，必須採取保護特區「一國兩制」、國家安全的措施。
 
根據《基本法》第48 (2)條，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今次梁、游宣誓事件同時涉及《基本法》以至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的問題，特首「知難而不退」乃是特區首長的憲制責任所在。

至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雖然為「高度自治」，但不是絕對自治，例如與人口近一億一千萬的廣東省不同，有自己的不同政策，例如教育、稅制、金融制度 等，但香港特區主要官員的任免，也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乃建基於《基本法》賦予的「一國兩制」方針；如今「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條底線被挑戰，無論是中央人民政府以至香港特區，也絕不能視若無睹。

或許有人會認為，司法覆核是市民、組織用以挑戰政府行政決定的法律措施，而並非行政部門如政府應該使用的手段。筆者必須指出，行政長官以至律政司提出司法覆核，完全是根據法例賦予權利的決定。倘若梁、游二人已經違反《基本法》第104條，政府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3條，有權在原訟法庭提出法律程序質疑二人已喪失議員身份。法例寫明，除選民外，律政司司長有同樣權利。
 
香港作為自由港 面對種種複雜情況
 
香港一直是世界聞名的自由港，正正因為香港可自由進出，又是不同政治勢力盤踞的地方，使香港的各項形勢異常複雜；年前既有震驚世界的「斯諾登事件」，近月又有「脫北者」在港尋求庇護，而有媒體近日亦有報導美國前高官揭露，美國政府2014年有份介入違法佔領事件，並一直資助香港推動「民主」。
 
面對種種形勢複雜、艱苦經營的政治環境，行政長官除了要根據《基本法》履行其憲制責任，亦需要守護領土完整，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倘若行政長官與中央的思維、政策不一，例如對港獨問題、議員辱華視而不見，就難以維護中央主權以及守護國家安全；而對於公然在港宣揚港獨、侮辱國家的言行，可謂「是可忍，孰不可忍」，當個別別有用心之徒企圖包庇此等言行之時，行政長官應該第一個勇敢站出來，守護香港法治，不讓「宣獨」之徒乘勢而起，搞亂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