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梁秉堅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上周三（10月12日）正式宣誓就任。候任立法會議員中有幾位年輕的90後新面孔，正常情況下，看見年輕一代關心社會、關注民間疾苦，願意步入政壇，實在是欣慰。可惜的是，這幾位「激進本土派」候任立法會議員，竟然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刻意違反議會規則、做違背誓言的手勢、篡改誓詞，兩位青年新政候任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故意將英文「China」讀成極具侮辱性的「支那」，加上兩位新丁宣揚「港獨」主張，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對有關的法律要求和約束視若無睹，引發香港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感，令立法會一開鑼鼓就已經陷入混亂。

「支那」這一稱謂是對國家、民族的極度侮辱，是每一位中國人都不能接受的。

回顧歷史， 「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是對中國人充滿侮辱性的用語。雖說「支那」不是日本人發明的，但明治維新後，日本人逐漸用「支那」來提升日本民族的優越感。自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當時是清政府）尊為上國的日本人， 「猛然醒悟」原來這些上國之人也不過如此，陶醉在甲午戰爭勝利的喜悅中。從此， 「支那」的稱謂便發生了變化，在日本成了戰勝者對失敗者（當時的中國）的蔑稱。甲午戰爭令日本開始成為強權國家，而中國的國力則進一步衰弱，此稱謂開始在日本民間流行。

梁游對全球華人不敬

1913年日本政府正式商定，無論今後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均以「支那」稱呼中國，對此，引起了很多我們先輩的憤怒。雖然當時的中國政府（國民政府）多次提出抗議，要求日方公文中不得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但對於剛剛經歷了辛亥革命的中國來說，國力仍處於相對弱勢，中國的抗議並沒有任何的作用。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稱為「支那事變」），是日本發起全面侵華戰爭的標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斷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用「支那人」稱呼中國人，藉此來貶低中國人，所以「支那」明顯極具貶義、辱罵的色彩。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經過調查，確認「支那」稱謂確實含有蔑意，並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此後， 「支那」這一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媒體中消失。

綜觀現今世界，已沒有國家會再用「支那」來稱呼我國，更不會有華人自稱或接受自己為「支那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區，很難想像，居然會有候任議員在莊嚴的就任宣誓儀式中，敢稱呼自己的國家為「支那」，這不僅是對「一國」的嚴重挑釁，更是對全球華人的大不敬，嚴重傷害了我國人民（包括700多萬香港同胞）的感情。難道他們都不是中國人了嗎？如果游、梁兩位年輕人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根本沒有資格參選立法會選舉。兩位候任議員的言行，看得出他們對歷史沒有認知，竟然用「支那」來侮辱自己中國人身份，有損中國人的尊嚴，不禁令我感到心痛，為何中國人要這樣傷害中國人呢？

本地教育出現了問題？

短短一周裏，已有很多人問，究竟香港還有多少像他們這樣對歷史發展沒有認知的青年人？香港培養出如游、梁這樣的年輕人，值得我們深思，是否是香港的教育出現了問題？我身為本地青年人，當我聽到、看到游、梁兩位候任議員的言語和行動的那一刻，感到十分憤怒，一度懷疑兩位是日本侵略者。

從歷史角度來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這樣的政權變更導致了香港人歸屬的變更。再經過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前港英政府通過殖民教育、設立關口等方式成功阻隔了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在兩地之間設立了一個屏障，意圖淡化對祖國的感情。所以不得不承認，香港受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和社會狀況所影響，讓現在新一代的青年人對歷史認知不足，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強，國家意識薄弱。立法會議事廳是莊嚴地方，宣誓儀式是嚴肅程序，被這幾位年輕人用粗言、侮辱的稱謂破壞誓詞，破壞儀式，令人憤怒至極。正確認識歷史，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是做立法會議員的前提條件。尊重國家、尊重民族應是一個議員必須有的素養。

原文轉載自《大公報》201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