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許多制度與設計，其出發點本是為了致善，背後有著崇高的理想與目的，可是到了現在，這些良好意願好像已蕩然無存。

以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為例，亞當．史密夫的原意可不是現在常聽到的「市場萬能論」，而是透過市場，在適當的條件下，每人為自己的利益努力，結果「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到他從未意識的結局。他追求自身利益，其結果卻經常比他特意於增進社會福利的行為，更有益於社會」──通過社會制度，把人類情感和欲望轉化成有美德及對社會有利的行為方式。

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巴克萊銀行，於1690年創立的時候，其創始人約翰．傅蘭姆亦秉持著高尚的精神，他希望向年輕人注入虔誠和美德的思想，通過訓練使他們變得優秀，這將比直接給他們大量的財富更有利。在當時，從客戶那裡得到的存款是用來幫助銀行同業的業務，而非用於投機或同業拆借市場的。

可能令大家驚訝的是，十九世紀末，人們普遍確信收入不平等有利於增長──富人的儲蓄為更多的投資提供了資金，加快新技術的出現，從而促進增長。換言之，較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成為了生活水平改善的代名詞，且不說這種思想在當時的上層社會是很有市場的。可是到了二十世紀末，這種思想基本上已被摒棄。

筆者相信民主制度也一樣，當初的設計肯定不是選票多就代表是對的，背後必然有其所追求的理念，期望最後能夠致善以及促進社會利益。如不認識這一點，香港今後的所有制度建設及改革都可能會徒勞無功。

原文轉載自《am730》2016年07月28日

原圖：立法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