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所謂「中間派」或政治的「第三路線」在港冒起之際，正值政改失敗、社會嚴重分化、陸港互信跌至新低，因此只能實踐局部、純政治性的「第三條路」——成為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之間的「中間派」，藉此修補裂痕、另覓出路。然而，眾多證據均顯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實非純政治性，乃具政治經濟一體兩面，兩者緊密相連、難以分割，非得以一整套的政經主張與實踐來解決不可——踐行一條更全面完整的政經「第三條路」勢在必行。適逢立法會及政府快將換屆，各方正在打造其治港藍圖，以促進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轉型，一條真正全面的「第三條路」登場亦正值其時。

「第三條路」是由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和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所提倡，原本是為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實行革新，找出一條路超越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的出路。貝理雅以此為綱領，帶領工黨連續3次贏得大選，自己亦連續執政10年，成為工黨史上在任最長的首相。

「第三條路」促雙贏轉化

儘管「第三條路」在西方已成明日黃花，但是它對轉變觀念、超越傳統、重構社會、回應新社會形態下的問題與現象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紀登斯強調「第三條路」必須面對並解決5 種兩難困境，包括全球化、個人主義、左派與右派、政府的定位，以及生態問題——明顯上述大部分困境在香港浮現已久，可是遲遲未得到正視與解決，因此「第三條路」在香港有相當的適用性。加上「第三條路」在西方很大程度是被金融海嘯和其後的緊縮政策所中斷，反觀香港則沒有這方面的問題，有望通過「第三條路」一併解決政治與經濟的深層次矛盾。

冷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在西方基本上已被摒棄；不過紀登斯堅信社會民主主義對社會公義的承諾是高尚的，不僅應予以重視和繼承，更應被視為社會的核心價值。然而它作為傳統左派思想，過分強調福利主義及對市場的干預，桎梏了經濟發展。儘管如此，紀登斯及貝理雅均確信社會民主主義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衝突，社會公義與經濟效率亦非敵人，人們毋須在較少分化的社會及更高的效率之間選擇——「第三條路」就是從根本找出新辦法，化解兩者衝突，達至雙贏的政治理論與改革路線。

可幸的是，香港並未如英國般已發展成一福利國家，也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包袱，人們普遍認同資本主義，因此不存在嚴重的左右之爭。但隨着大財團興起，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日益明顯，港人已意識到在香港已自由發展逾半世紀的完全放任資本主義及所衍生出來的壟斷性大財團的特殊利益，已威脅到社會的平衡，導致社會流動僵化，人們完全無法靠自我奮鬥實現人生價值——這明顯是社會公義與經濟效率之間出現了嚴重矛盾，有必要以「第三條路」的方式，重新找尋一個平衡點，恢復經濟和社會之間的相互平衡，方可實現可持續發展。

制度改良需理論指導

此外，隨着市民對要求退休保障等社會福利的呼聲日隆，意味着香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須進行全面改良，實現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這很大程度將會是香港版本的左右之爭——在實現轉型之同時，又須避免墮進福利國家的陷阱，因此極需要如「第三條路」般的理論的指導。

目前社會對退保的討論，還停留在退保究竟是權利還是福利的層面上，正正反映出政府只視退保為政策問題，未意識到這實際牽涉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轉型——事實上，這種高級的複雜問題，背後必須要有如「第三條路」般的一整套新思維和新價值支撐着，否則根本不可能引起社會的思考與共鳴，更遑論達至共識。

過時二分法蹉跎歲月

同樣地，現在社會還在繼續「大政府、小政府」的意識形態爭論，簡直是荒謬透頂！即使香港擁有「無為政府」的傳統，但眼見過度放任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破壞、經濟嚴重不均、社會公義無法得到彰顯，還拘泥於「大政府、小政府」這過時的二分法，令真正的改革與「第三條路」無從出現，這不是罪過是什麼？我們需要以政府的力量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創造一種讓市場更適當運作的社會條件，建立新型的混合經濟。這種「大政府、小政府」的意識形態之爭，已令香港多年來在環境保護上一事無成，當中廢物回收更是嚴重落後於世界，說是「香港之恥」也不以為過。由此可見，一方面生態問題是「第三條路」需要解決的困境之一，但在香港，「第三條路」更可能是問題的解決辦法，能把原先對立的兩種價值體系加以融合，促進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環境等的整體性協調發展。

此外，「第三條路」的提倡者早就認識到全球化及其經濟秩序會對國家帶來衝擊，迫使國家重新定位及建立新應對機制。不過對香港最具啟示作用的，該是它由始至終都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排外主義。香港固然今後都會是一個全球城市，但它與歐洲的情况有着一定相似的地方：同時存在着輕視國家、對國家過分自信，以及具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思想的人——英國脫歐很大程度就是英國政府無法彌合這幾種不同想法的人的分歧的結果，而香港的部分矛盾也是由這幾種不同取態的人之間的撞擊所造成。「第三條路」所倡導的正是一種世界主義的民族國家觀，既要堅持民族認同，又要以更開放的心態來反省和重構民族認同。這對於香港繼續鞏固其全球城市地位、處理與國家民族的關係，應具相當的積極作用。

香港已站在改革起跑線上

早前特首梁振英批評領展，作為出租公共屋邨街巿及商場的大業主，不應以商業機構追求盈利最大化為由，漠視社會責任。另一邊廂，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指明要解決領展、港鐵和強積金對冲這「三座大山」，不介意政府在必要時跟領展打一場官司，並且在另一場合表示，近年看到數據和社會現象，了解到滴漏效應並不完美，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彰顯社會公義。財政司長曾俊華亦主動修改政府有關外判非技術工人的招標準則，鼓勵外判商改善工人待遇。種種迹象顯示，無論是社會公義與經濟效率之間的重新協調，由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以至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均刻不容緩、蓄勢待發。然而這條改革路線背後，尚欠如「第三條路」般富全面性、對問題有正確認識和具良好實踐紀錄的指導思想及價值，這可能會為未來的改革添上不必要的風險。

如紀登斯所言：「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獲得感召力，它們就必須走出只單純對現實政治做出反應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局限於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務和狹小的空間範圍之內。如果沒有理想的話，政治生活一無是處，但是，如果理想與現實的可能性無關的話，它們本身就是空洞的。」治港者應引以為鑑。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6年07月23日

原圖：政府新聞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