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將多家陸港澳企業的評級展望降至「負面」，凸顯中美矛盾尖銳化，香港成為博弈中的一隻棋子。

位居全球信貸評級機構龍頭的穆迪，在短短兩個星期之內，一口氣地將中國、香港、澳門，以及七十一間中國內地企業和多家香港銀行的評級展望降至「負面」，意味可能會在十八個月內將信貸評級下調，手段既快且狠，在「信心是金」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即時引發重大迴響；特別是對香港評級引入了政治因素，凸顯中美矛盾正尖銳化，而香港則不幸地被捲入其中，成為這場G2博弈中的一隻棋子。

信貸評級行業是金融體系中特殊的中介服務，評級機構透過對政府和企業的債務償還風險進行分析，其評級將影響市場的投資決策。信貸評級機構一方面是商業經營的企業，另一方面又肩負監管金融市場參與者（包括政府）的角色。事實上，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如果沒有良好的信用評級就無法進入國際債券市場，而評級高低將直接影響受評國家或企業的融資成本。

目前，全球約有一百五十家評級機構，但美國的穆迪、標普及惠譽在國際金融服務市場卻佔據著壟斷性的九成份額，並且揮舞著「一言興邦、一言損邦」的政經指揮棒。該三家機構除了恩承百年基業的餘蔭，更多是託庇美國政府的同謀式政策傾斜。

早於一九七五年，美國證監會便確認穆迪、標普、惠譽三家公司為「美國國家認可評級組織」（NRSROs），並規定外國企業或政府如果在美國融資必須接受NRSROs認可的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於三大評級機構的特殊身份，甚至連國家中央銀行、退休基金，也必須根據其發出的信用評級來為抵押品或投資設限。二零零六年，美國進一步放權，讓評級機構這個「守門人」變成「法官兼主控」。

如果說，零七年的美國次按危機是三大評級機構在資本貪婪下，對評級科學和藝術的顛覆，那麼，起源於零九年十二月的歐洲債務危機，則把評級機構推向政治操作的巔峰。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弗里德曼在書中指出：「當今社會有兩大超級權力機構——美國和穆迪。美國用炸彈摧毀你，穆迪通過降低你的債券評級毀滅你。」揭示信貸評級作為國與國之間的鬥爭利器，以及炸毀他國致命武器的特殊功能。

金融海嘯後，歐元崛起，但重建中的美國經濟，渴求對重整全球金融秩序的話語權和相對弱勢的歐元。三大評級機構「適時」行動，一起調低以歐元為貨幣的希臘的主權評級，一口氣降至垃圾級，使希臘政府無法再發行新國債，來支付政府財政赤字；之後再降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的主權評級，歐債危機就此產生和激化。

姑勿論當中有否「陰謀」，從結果看，三大評級機構對歐洲國家的降級的確造成了一系列負面反應，歐洲股市和歐元匯率一路下跌，投資者恐慌情緒加劇，市場資金紛紛逃離歐元資產，再而是「歐豬」等國的國債利率上升、債務違約風險飆升；最後是各種做空資本雲集歐洲，沽空歐元，又加劇了歐盟的系統性風險，令歐債危機加速。而在一九九八年俄羅斯危機、一九九九年巴西危機、二零零零年土耳其危機和二零零一年阿根廷危機中，三大評級機構同樣扮演危機加速器的角色。

近來，美國幾家評級機構頻頻向中國發難，先是穆迪以插「紅旗」預警方式令香港市場中資股遭遇大筆賣空；惠譽亦在一份評估報告中指責三十五家中資企業使用中國會計準則以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連續的發難令中國概念股在境外一再遭遇大面積沽空。到三月二日，全面性的圍剿行動開展，無論是中國、香港和澳門的主權評級展望，以及多間內地和香港企業的評級展望，都一律降至「負面」，大有要「一鋪清袋」的氣勢。

按經驗，一地信貸評級下降後，平均會令該地企業投資跌八點九個百分點，以及淨債發行少五點五個百分點，而新股發行及企債孳息卻有所上升。不過，在穆迪連番出手之後，除了官方的嚴辭反駁之外，市場反應冷淡，究其原因，在於市場人士都看清楚事件背後的真正博弈。

第一，今次只是穆迪的單獨行動，標普和惠譽都沒有跟進；加上目前只是調降展望，並未真正調低評級，心理作用遠大於實際衝擊。

第二，穆迪所持理由均是市場已知事實，未有太多新意，亦未認定為是大問題；其次內地債券市場主要買家仍是內地機構投資者，人行正在放水，內地融資成本下降，未見得內地政府及企業債息有上升壓力，故此對資本市場及整體經濟影響甚微。但穆迪的聚焦點其實在於中國的貨幣改革，借乘今次預警，好為日後插手干預中國貨幣政策留下伏線。

第三，至於香港方面，經濟和政治都存風險，但非其提出的事項理據，而穆迪刻意加上政治解讀，一方面為其決定調降展望製造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亦為日後美國干預香港政治先放綠燈。
第四，近年中國雄心萬丈，除了猛推一帶一路戰略，與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對著幹」之外，還積極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成為國際貨幣，去年底國際貨幣基金會更宣布讓人民幣於今年十月一日成為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有理由相信，這才是今次調降展望的根本原因。

原文轉載自《亞洲週刊》5月8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