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煒光/新聞統籌專員

香港的反對派源自七十年代的壓力團體，後來政制開放，部份壓力團體成員憑藉現成的群眾基礎，先後當選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成為立法會議員後，參政議政的性質和層次應該有所不同，但幾乎全部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都擺脫不了壓力團體思維和行事方式。

壓力團體不是沒有積極的社會功能，但壓力團體不執政，只會提出問題和施壓，不必考慮全局和可行的辦法。在香港的體制下，立法會議員不可能籌組政府，也不可能成為司局長，雖然如此，作為負責任的黨派，應該對社會和經濟問題有通盤主張和辦法，而不是凡事必反。不提出可行的主張和辦法，只把問題推給政府，進行政治攻訐，是思想懶惰，是壓力團體DNA作祟，不會有助於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

香港脫離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式回歸，面對的機遇和問題都一大堆，沒有先例，沒有基礎，機遇和問題都要想辦法掌握和化解，沒有靈丹妙藥，沒有獨步單方，更不可以將外地的搬來全盤照抄。但反對派就多年來將普選訴求翻炒又翻炒，積累政治本錢。到了中央同意落實普選，反對派又搬龍門，明知普選行政長官要提名委員會提名，卻堅持要公民提名。

反對派說沒有普選，香港寸步難行。真的嗎？普選真的這樣靈嗎？香港真的這樣差嗎？台灣甚麼普選都有，就是沒有經濟發展。台灣有大型基建嗎？沒有。有的一個體育館工程也停擺，社會發展輸香港九條街。

政改過後，特區政府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反對派在經濟問題上插不上咀，在民生問題上，特首提出要解決退休保障問題，反對派硬要加上全民兩個字，於是又瀕臨一拍兩散。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立法會議員要講政治，要改造壓力團體的DNA。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5月30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