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和年輕小夥子傾偈。他曾經在跨國的公關公司工作，服侍大客包括微軟（Microsoft）和臉書（Facebook），他過的卻是非人生活。

「我晚晚要做到凌晨兩點，但試過朝早五時又要爬起牀返工，因為美國時間和香港不同。」結果，小夥子轉工去了。我最近應邀加入一間新上巿公司的董事局，也見識了全港最大規模律師行之一，那種晚晚通頂的恐怖生活。我反對工時過長，扼殺了僱員的私人生活，但對於規管工時立法，不表樂觀。

關鍵是資方的對手：勞方代表──工會，在全世界包括香港，權力正在衰落。以美國為例，工會入會率由二戰時的百分之三十六，下跌到今天的百分之十二，其他工業國家亦如是，全球一體化令僱主把工作遷往成本更低廉的海外，自動化慢慢取代非技術性勞工。香港的工會多代表基層勞工，如製衣業、地盤等，但香港八十年代已從工業過渡至服務性行業，工會的代表性不高。

服務性行業的工作很難量化，難推行標準工時，如工時過長重災區的廣告、會計或法律，多以「項目」（project）為本。如果勉強推行標準工時，僱主乾脆取消職位，改為外判或合約制，把超時補水的風險降至最低。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推行了強積金後，老闆便把僱員改為日薪制或散工，以逃避供強積金責任。推行了最低工資後，如洗碗工人難請，有些公司索性把洗碗自動化，或送去中央洗碗公司，令職位減少，增加社會不穩。

規管工時是雙面刃，在改善打工仔生活同時，或會削弱香港競爭力。管工時，如踩鋼線，不小心跌落任何一邊，都會粉身碎骨。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16年5月4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