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兒唸小學時，我是學校家教會主席。我第一次參與這類工作，將心比己，想想平日最討厭甚麼樣的家長，就提醒自己千萬別變成這類人。得出結論：因為你擁有一些權力，更不能做特權階級。於是當主席那幾年，我在學校刻意不親近女兒，希望不會令人覺得，我是用主席之利為女兒在學校攞着數。

記得每次學校搞親子遊，每輛旅巴都要有位家教會委員當義工，為避嫌，該委員負責的旅巴一定不是他/她家孩子坐的旅巴，以免家長只顧看望自己孩子而忘了別人的。

結果，第一次親子遊，我家孩子像孤兒，孤零零跟着別的阿姨上旅巴，人家個個母女、父子的樂融融，她們卻眼巴巴看着媽媽在另一輛車跟別人的孩子家長玩遊戲。

第二次、第三次……亦如是，然後女兒說：「我們以後都不參加親子遊了，根本都不是跟媽媽在一起，親甚麼子？」其實我早已察覺，只是規矩如是，沒辦法。

於是我在會議中把意見提出來：我們為避「特權」二字，似乎太矯枉過正，忘了人性，忘了父母心。問題提出了，原來每個委員都有相同感覺，只是怕說出來是拿特權。結果，學校從善如流，以後親子遊可以委員與子女同車，皆大歡喜。

所以，當看到社會上一群餓狼為「一件行李」瘋狂撲噬特首家庭，我覺得大家都忘了人性。1997年，港督彭定康家中愛犬走失，曾要求警方重案組徹夜在寶雲道至香港仔水塘一帶，為這第一家庭地氈式尋狗，今日帶頭鬧事者如李卓人，當年已貴為立法會議員，為甚麼沒痛斥彭定康拿特權？

為人父母，看到孩子出意外，想方設法幫忙，是人之常情。一件行李，一通電話，只是人之常情，今日社會，是不是太矯枉過正了？

原文轉載自《晴報》 2016年4月15日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