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資會日前公布獲政府接納的《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近日在教育界引起高度關注，一方面是其撰寫者英國利物浦大學前校長Howard Newby，身為國際教育權威，認受性無可質疑。

另一方面，報告揭露的高等院校管治水平嚴重粗疏，影響校譽等問題，正中當下矛盾核心，為各大學管治提供了一個改善契機。

正如報告所披露，本港不少高校正面臨校譽風險激化，其根本來自高級管理層的管治方法被動粗疏，如個別教職員醉心社運而置教學於不顧、校園裏公然鼓吹違法港獨，此類行為不僅未得到懲罰，反而動用管治行動的建議都被視為政治打壓、干預學術自由。風聲鶴唳下，大學管治機構瀕臨失控，管理層上至校長，下至院長、系主任都不敢正常行使自己的管治權力，人心惶惶。

包括筆者母校香港大學，內部副校任命被鬧得滿城風雨、校委會會議多次被圍堵；學生會刊物煽動港獨，校譽可謂明顯受損。港大近期在多個全球排名中下滑，就是明證。

身為港大舊生，筆者見此亂象，深感痛心。大學本是傳授知識、教書育人的地方，不應成為政客的表演舞台。綜觀歐美各國， 儘管社會上也不乏爭議議題，但政治氣氛極少滲透大學校園， 更罕有大學教授搞政治搞得這麼不亦樂乎。

有鑑於此，筆者呼籲，強化大學管治刻不容緩。至於具體措施，一方面如教資會報告所指出，院校管理層包括校長、院長、系主任等，要切實履行職責。高校管理層都是極富學問之人，管治能力毋庸置疑，只要做到逐級把關、嚴於律己，定可做到有效管治。

另一方面，大學最高決策機構校委會（或校董會），也應根據大學條例，在符合條例和規程規定下，承擔起應有之責，監察校政，不可任由亂象叢生、讓校譽蒙羞。

教資會報告中尤為強調這一點。如報告所說，「受資助院校每年受政府巨額資助，理應在院校自主及向公眾問責之間取得平衡。」校委會（或校董會）在監督大學校譽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謹慎責任，要肩負起引領方向、制訂規範、做好策略規劃、管控風險等工作。

目前，社會上有不少反對校委會（或校董會）履職的聲音，其本質仍是企圖推翻現行管治機構，讓自己一方政治勢力侵入校園、 自行操控大學管治機構，此類言行斷不可縱容。

雖然筆者也認同現今校董委任制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這無損校委會（或校董會）依法行使管治權力。

如大學管治不能依法而行，就會導致管治失序。管治失序，首先是大學獨立自主受到損害；其次學生的學習和培訓質素也受到影響。最終發展下去，大學校譽自然也受拖累。正如教資會報告所稱：「院校聲譽得來不易，卻可瞬間失去。」香港人每年花幾十億資助大學，絕不是為了要資助誤人子弟的教育，也不是要學習如何破壞香港經濟繁榮和穩定的教育。

政治鬥爭不能以教育和學生為代價，筆者在此奉勸那些不務正業的教授們，若真心為學生好、為大學好、為香港好，都應做回本業研究、教育學生，而不是搞政治。

如果部分人士真的不甘心，堅持要搞政治，那他們就要搞清楚一個身份問題。在發表任何非自身專業意見時，他們只是一介普通市民，不是某某大學的高貴教授，切勿以頭銜蠱惑學子，亦不應綁架大學和香港社會跟隨他們損害社會。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4月9日

原圖：news.takungpao.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