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所謂政黨政治的討論，我們首先是要清楚理解這是意何所指。而更重要的是，推行所謂政黨政治，我們是要解決什麼問題？面對香港現時的主要管治問題，政黨政治是不是一條出路？

社會斷斷續續地提出政黨政治，其實是針對現時緊張的行政立法關係。香港的政體，名為行政主導，更準確地形容，是行政長官主導。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是分開進行，兩者的選舉結果，沒有直接的關係，情況就有點像美國的總統制，有機會出現國會和白宮由不同黨派人士掌權。這種「分權對立」的情況，在美國更是常態，這是制度無法自行解決的問題，而美國現時正是陷入行政立法對立的最惡劣時刻。所以提倡政黨政治來解決行政立法關係，馬上就會面對以現時美國為首的反面教材。

就算不用美式的總統制，英式的內閣制要運行良好，也要有成熟的兩黨政治才有制度上的保障，一旦多黨分權，那就要組織聯合政府。由教科書到現實，聯合政府都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可以成熟到像德國那種穩定的聯合政府，真是非常例外。像德國那種聯合政府的成功，也不是制度上的必然，而是取決於政治文化，尤其是政黨首腦人物的政治操守和水平，可以做到大局為重，善於妥協。

對於許多社會問題的分析，不少論者都喜歡用硬件和軟件來分類說明，這算是一個簡單易明的分析工具。放在政黨政治的討論，硬件就是政府的組織架構和選舉制度方法，軟件就是社會文化和政治取向。硬件不能單獨操作，也不會是十全十美。同一套硬件，美國在克林頓時的行政立法關係，跟奧巴馬今天的處境就完全不一樣。同樣行內閣制，德國和泰國就有別雲泥。

回到香港的現場，香港那套政治硬件不能說沒有問題，但只看硬件部分，就只能管中窺豹。正如周前本欄的分析，香港的制度硬件，從來沒有完全排斥政黨政治，甚至可以說政黨政治一直都存在於現行制度之內。但經歷日常政治拼搏糾纏，往往歸咎於行政立法的緊張關係。像李鵬飛先生等人，也把事情簡化為「政府在立法會無票」的結論。所以推行政黨政治，就被看成香港政治困境中的一條出路。

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政府在立法會無票是不是一個事實。如果政府在立法會無票，那過去16年，政府是如何施政，法案是如何通過？3 任行政長官，究竟是跟政黨和立法會議員視同陌路，還是存在互動？我們又應如何理解所謂建制派的存在。如果我們尋求一種政治制度上的必然支持，我們又有沒有仔細理解外國政黨是如何整合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力量，黨鞭是如何像牧羊人般左驅右趕，維持一致。

受困於愛國與反共對立鴻溝

外國無論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成功，都不是靠制度上的必然。除了制度之外，也受眾多的「軟件」因素影響。這些軟件因素，愈是對立矛盾、僵化難解，政治制度失敗的機會愈大。以泰國為例，城鄉、軍方、王室3 個因素糾纏在一起，就讓泰國陷於困局。埃及的軍人對撼宗教，也不是選舉可以解決。

香港比較幸運，沒有種族、宗教等失敗陷阱，但卻受困於「愛國與反共」的對立。香港政治難以整合，就是源於這條歷史造成的鴻溝。

香港的政治力量，就好像我們在中秋節吃的月餅一樣，一刀切下，首先把月餅分成兩半，一半是愛國愛港，一半是泛民，而這種月餅式的切法，不會只是一分為二，通常更是二分為四，一些更再細分為八。所謂建制派，只是用對北京中央政府的忠誠（又或者表面的忠誠）來定義，在社會政策上，可以有很大分歧的存在。最低工資、標準工時、輸入外勞、強積金和長期服務金對，以至樓市雙辣招等，都可以有對立的政治立場，硬要把他們拉在一起，那比起當牧羊人辛苦千倍萬倍，那些政壇老手，又焉會像小綿羊那樣溫柔聽話！

因為有了愛國愛港和泛民這條鴻溝，令到工聯會和工黨互相叫價。民建聯和民主黨的支持者在社會背景的面貌非常相似，但卻是立法會內最大的競爭對手。這些矛盾，不是通過加強政黨政治可以解決。

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其實並不是前提，而只是結果，就是因為這些歷史發展下來的種種因素，令到政黨相對分散發展。行政長官表面上又不從屬於任何政黨，是相對容易尋求跨黨派的合作。

當然，這裏所講的容易，也是相對而言。行政長官跟個別政黨的關係，並不受一張黨員證所規限。所以相關的行政長官政黨背景的本地立法，只是像潤滑劑，又或者像化妝品的作用一樣。

所有問題核心：與京關係

個人跟不同泛民政黨朋友討論政治時，都指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跟北京的關係，這是所有問題的核心所在。

香港政治問題是在於政治的本質，不解決這本質問題，而去尋求制度上的必然，注定是徒勞無功！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3年12月17日

圖：tupian.ba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