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新界東補選，本民前的梁天琦得票6萬6千多票，有評論認為本土派的激進主張受到越來越多市民接受，筆者不能苟同，因為梁某這次選舉得票，只屬於泛民極端票源的整合，實際上難改初二旺角暴動的不公義本質。

其實梁的6萬多票主要來自激進光譜的基本盤，相比2012年立法會選舉，新界東的激進派 (梁國雄+陳志全)，合共得票率為18.33%，梁天琦則只有15.38%，少近3%，更不要說6萬6千只佔新界東總人口170萬的一少部份。

暴動一詞，解作群體性的暴力行動，而造成社會的動盪。暴動一詞是一個客觀中性的描述，本身不含褒貶。歷史上，1789年法國大革命巴士底監獄暴動，1911辛亥革命的黃花崗起義，香港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或稱67暴動)，不管後來歷史上的定性如何，這些事件客觀上也是暴動。毛澤東曾在1927年秋收起義後寫道：「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本土派為了將事件正當化，一方面淡化暴力程度，將之說成是警民衝突，二就是將所有責任推到政府身上，三就是將初二的暴動與上面歷史上的暴動例子相提並論，甚至美稱為「魚蛋革命」，實乃張冠李戴，欲蓋彌彰。或說工聯會當年有份參與六七暴動，今天沒有資格批評初二的暴動事件，也就是巧言佞色，偷換慨念。

雖說暴動是一個中性詞，但暴動可有公義和不公義之分。由於暴動帶來的社會代價極其高昂，包括傷亡和造成嚴重社會動盪，所以暴動的公義性只有面對極權暴政下非常時期所採用的非常手段，還要看暴動的根本目的。遠的不談，就與1967年暴動對比。首在，當年港英政府是一個殖民地政府，英國統治香港就是靠船堅炮利逼使清廷簽下不平等條約，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剝削本身已構成港英政府在根本上的不公義。在實際管治方面，當年赤裸裸官商合一，行政會議就是大英資財團的俱樂部，香港的經濟就是為了英帝國的利益而服務，公共服務或政府的採構，必須採用英資公司的產品和服務。

其次，公務員貪污成風，社會不公問題嚴重，不計英籍貪官，警察當年就了幾個出名的嚴重貪污的華探長，消防則是有水放水，無水散水。勞工權益全無保障，滿街都是失學童工、工人年終無休，房屋、教育和醫療這些基本公共服務亦非常困乏，保障勞工的法例、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等都是六七年後才陸續訂立的。

政治上，當年華人是二等公民，民主自由就有如是天方夜譚，不單政制完全的封閉，就連基本的結社、出版、集會自由也被粗暴打壓，完全是高壓統治模式。當年六七暴動的起始，正就是港英暴力鎮壓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的工潮所引起的，然後在一系列的事件上，港英進一步鎮壓和瘋狂濫捕，把殖民政府視為眼中釘的工運及社運份子，毒打、關押或遞押出境。就在炸彈事件之前，港英鎮壓就導致十三名平民死亡，才導致當年的愛國左派以更激烈的方法反抗。今天回望歷史，我們或者不會認同當年某些過激的抗爭手段，但不能否定他們在反殖抗暴和爭取合理權益的目的，更不能美化當年殖民統治。

反觀初二的暴動，大家在電視上清楚看到，是一群打著本土幌子的港獨激進份子，藉詞小販問題(而事實上食環署由始至終也沒有執法過)，繼而起哄煽動，主動衝擊警方防線而引起的，繼而更追打警察，襲擊記者，造成近百警員受傷。很明顯，小販問題只是藉口，本土也只是包裝，這幾年來他們刻意激化兩地矛盾，大搞去中國化和族群對立。他們的行動已直接令香港的經濟開始出現下滑的趨勢，本土派的主事人亦毫不諱言，他們的目的是香港自決獨立，更要進一步發起「沒有底線的抗爭」，透過無限地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達至迫使中央容許香港獨立的目標。

筆者在此先不談民族大義和現實的可行性，港獨這種方向無疑是要令香港造成極大的混亂, 黃台仰公開發表「寧為玉碎, 不可瓦全」的宣言，言下之意不惜將香港變成死港和亂港，甚至造成國家動盪。將一小眾人的極端政治企圖，罔顧全港七百萬市民甚至十三億全國人民的意願和福祉，這是哪門的公義？

在整個選舉中，旺角暴動成為爭論的焦點，反對派和本土派一直不敢直承初二的事件是暴動，說到底就是底氣不足，如果這場暴動是合理的、公義的，何須介意承認？這正好說明，雖然香港近年面對不少社會矛盾，貧富懸殊、樓價颷升、發展停滯不前，社會的確存在怨氣，但另一方面，香港接近全民就業，工資增長也高於通賬，社福醫療和教育的投放在過去十年增加超過一倍，因此今日香港豈可與五、六十年代的社會環境相提並論，不存在將社運暴力化的任何理據。社會穩定和法治精神是我們多年來所建立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石，爭取社會進步的行動，都不能離開法治這條底線，一旦失去，香港將萬劫不復。因此，一切損害法治的暴力抗爭手段，在香港現實的環境下是不公義的，也不會為社會所接受。

但無論如何, 正所謂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我們不能輕視這6萬多票，激進本土思潮是要必須得到社會正視和研究其深層次原因。作為建制派，更要反思，為甚麼總有一批市民, 討厭暴力抗爭，但他們仍然繼續選擇沉默？

原圖：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