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王卓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引言：城市暴亂與革命之辯

本文探索極端主義（extremism），以此對比旺角暴亂， 並將之與激進主義（radicalism）比較。很多人將兩種主義混淆。一些政治團體被習慣地稱為激進組織，實際上它們只是行動上激烈，政治主張不一定激進，即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現狀的實際可行主張。另一些激進團體只是在口號上激進，現實上不可能激進，例如資本主義社會透過福利的改良，已經消滅革命的可能性（起碼直到今天為止）。因此，我們見到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懸殊雖然極度嚴重， 「1%對99%」的宣稱，就是不發生革命。亦有極端主義團體反對政府緊縮政策，鼓動城市暴動，結果亦是徒然！城市暴動之後，一切好像照舊！舉例說英國倫敦自1968年反越戰的城市暴亂起，一共發生過21次騷亂，最近兩次在2011年。

香港不同階層有不同訴求，其中積累一些怨憤，這可以理解。但以一般正常的評估，香港的民怨並未積累至產生革命的條件。這亦是常理判斷吧！剩下只是主觀的「民不聊生」、「暴政」、「生於亂世」論述。今天還有社交媒體散播不實消息、謠言及仇恨言論，擴大社會兩極分化。儘管如此，筆者的評估是，主觀意識作祟的怨憤只會造成小規模暴亂。

信乎？本文探索極端主義，並將之對比激進主義，便十分有現實意義。

極端主義的定義及與激進主義的對比

極端即位於邊緣。政治極端主義即在政治圖譜處於邊緣，並持有偏激意念及行動。不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德國納粹主義屬於偏激的政治主張，但曾經成為政治主流。因此，界定極端主義應以其偏激言行為主。

英國哲學家史古頓（Roger Scruton）用以下3點界定極端主義的內涵：

（1）將政治意念推到極端，無視產生不幸嚴重後果的不切實際行為；

（2）自己的觀念之外，其他所有意見都是偏頗；

（3）採取無視他人生命、自由及人權的手段達至政治目的。

激進主義則是主張有根本改變，而不一定處於邊緣位置的政治力量，例如孫中山推翻滿清帝制、建立民國，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以土地革命、解放戰爭建立共產政權，都是激進主義的實踐，但不是極端主義。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洛奇赤（Milton Rokeach）及極端主義研究專家威覺士（Laird Wilcox）同樣認為極端主義並非內容激進，而是其表達方式激烈。例如洛奇赤認為極端主義適用於所有思想系統，如政治圖譜的左右派。它主要的特點是教條、偏見及不寬容的方式及態度，而非其思想內容。威覺士認為激進主義者擁有激進和非主流的理念，但一樣亦可以用合理、理性及非教條的方式對待對手。簡單來說，極端主義與激進主義分別十分清楚，就是前者是方式（如方法、態度）上突出，後者重視思想及主張的內涵（根本性改變）。不過，激進主義分子亦會用極端主義手段作鬥爭的策略，但這不是其特性。亦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容易將極端主義與激進主義混淆起來。由此我們可見將政治力量定性的困難。

極端主義特徵：妖魔化敵人自己亦變妖魔

美國前參議員羅拔甘迺迪（Robert Kennedy）認為極端主義的邪惡不在於它追求的事業，而是它如何講述（作者按：如抹黑）對手。最近專欄作家林沛理引述哲學家尼采這樣一句話：有志於為社會除大害的人，千萬不要為了伏妖除魔而將自己變成妖魔。

威覺士研究政治極端主義幾十年，他曾經將極端主義組織及分子的言行整理出一些普遍特徵。這些特徵聚焦於方式及態度，而非政治主張。本文將一些香港反對派，包括反共傳媒、政黨及政治組織、人士的言行作為例子對號入座。

根據威覺士的研究，極端主義分子的部分特徵：

（1）利用口號、符號、流行語、陳腔濫調（cliche）將複雜問題戲劇性地簡化，但缺乏證據。例如反共傳媒及分子以「狼英」醜化特首梁振英，而未提令人信服的證據。反共媒體以「赤化」形容親中政黨贏得某區議會席位。

（2）着重感情而刻意貶低理性、溫和的言行。例如佔領運動開始，一些年輕人便認為傳統泛民主派「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不成，要勇武、以暴易暴；貶低泛民為「政棍」、和理非的溫和路線是「假抗爭」。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仰便公開宣稱若立法會「做到嘢」，那些涉嫌在立法會示威區燒垃圾桶的人便「唔使冒風險做呢啲行為」。

（3）鼓吹寬己嚴人的雙重標準。例如對自己便用良好動機，但嚴格批評對手行為。例如有人曾經在政府任高職，種下今天社會矛盾，但卻無視政府的延續性，批評特首以「山寨強人」權謀，沉迷政治鬥爭的動機，加以污衊。這種雙重標準的言論令人嘆為觀止。

（4）將表面看來相似的現象混淆，並將事情的背景抽離。例如旺角暴亂當晚警員為了保護受傷同僚而開槍，公民黨有人便公然說「不明為何要開槍」，而完全無視暴徒襲擊警員的前因。

（5）人格謀殺，經常攻擊對手的人格及聲譽，而非針對具體事件。特首梁振英便是這方面最大的受害者。例如有人將旺角暴亂說成是梁振英性格使然造成，源於他的「有恃無恐的權謀政治」，及「強硬掩無能」的手法。這種人格謀殺的說法完全避開具體問題及背景，用心歹毒。

（6）世界觀黑白分明，沒有灰色地帶，不支持我們的便是敵人。例如極端本土主義分子將一般不理政治的港人標籤為「港豬」，將道不同的政治左翼稱為「左膠」、新民主同盟為「偽本土」。

（7）為了理想做壞事亦可接受，如用粗言穢語、恐嚇，以至暴力。例如政治語言及行為暴力的始作俑者黃毓民在議會「擲蕉」開始，發展到今天，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認為旺角暴亂中掟磚「唔算十分激烈的行動」，熱血公民黃洋達「讓磚頭飛」的言論又是一例。

威覺士列出的極端主義特徵不止於上述的7項。值得注意的是，筆者並不表示擁有其中一二項便是極端主義分子。但我們應該加以警惕，以防習以為常，使用更多這些特徵作為攻擊對手之用，這樣便會慢慢降低道德防線，將這些特徵成為主要的政治手段，便產生質的轉變了。要避免尼采的講法，即在除妖伏魔的過程中，自己已經或慢慢變成妖魔！

總結：極端主義的邏輯發展

中央政府已經將旺角暴亂的背後力量定性為「本土激進分離組織」，與藏獨、疆獨及台獨並駕齊驅。這個定性十分嚴重，我們不能輕視本土激進分離組織對香港的禍害。一直以來，很多老好人認為對年輕人應該循循善誘，多些溝通，這樣便可以化解矛盾。對社會衝突中屬於意識形態、種族或國民身分認同、宗教都不可以透過溝通擺平的。當然，若大家願意遵從已經訂立的法律、政治制度或社會規範處理矛盾，還可以和而不同，和平共處。不過，極端主義的特性是無視不切實際行動（如港獨）的嚴重後果，意見偏頗不妥協，不擇手段達至目的，包括用暴力手段。在這個情况之下，有人奢言與這一小撮人溝通，是否對牛彈琴呢？

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發達資本主義城市暴動已屢見不鮮。香港亦極有可能出現這種情况。因此我們應該有一套系統性處理及預防的方法，包括公民教育，例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及權利，對社會、國家權責兼備等；社會輿論不應姑息暴力，以及刑責恰當。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已經嚴重分裂，就算法律界亦竟然有人公然鼓吹以犯法顯彰公義的歪理。

大家也不用過分悲觀。香港社會一直崇尚理性、務實，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太平盛世日子太久，一些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便以為今天的繁榮是理所當然。我們對絕大部分年輕人還是應該多些聆聽，採取實際措施疏導他們的怨憤。他們提出對社會的一些不滿還是有客觀基礎。不過，當社會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衝擊，短期對激烈行為的同情及對暴力的包容應該轉到另一個鐘擺方向。這亦符合極端主義的內在邏輯，它是非理性衝動，因此只有增加暴力的強度才有效，起碼主觀而言如此。這樣亦造成它的孤立，更加脫離主流群眾，而自陷邊緣，以至滅亡。日本赤軍便是一例。是否如此，只有將來才能知曉！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6年2月20日

原圖：bastillepost.com